“连名字都不敢提，说到底，他们怕群众知道制度是从基层自个儿做起来的。”张玉英冷声说。
祠堂会议立刻召开，大家情绪激烈，但陈鹏飞依旧冷静。
“先不喊口号，先谈谈他们的真实目的。”他敲了敲桌面，“这次不是收编，是‘拼图’。”
“他们要的是数据，是填材料时能亮出来的‘智慧治理成果’，不是咱制度本身。”
“对他们来说，咱这三年，是一块拼图。”
“但对我们来说，是根。”
“拼图可以被拿走换别的，根——谁敢拔？”
这句话，把整个会议敲醒了。
于是，陈鹏飞亲自带队，带上蜂窝制度归档硬盘、签字录像、共议笔录，直奔省里召开闭门会。
会议桌上，省农业数字化办的副主任开门见山：
“你们的模式很好，我们不是不支持，我们是想把你们这套操作——整合、抽象、推广，让全省都跑在同一张图谱上。你们也能成为标准制定者之一。”
陈鹏飞一听，笑了。
“那您知道，我们有多少条制度，是从失败里滚出来的？”
“您知道我们第一次制度崩盘，是哪一天、哪个流程、哪个村民站起来拍的桌子？”
副主任顿时语塞。
陈鹏飞缓缓摊开一份纸，上面写着：
蜂窝制度三年失败修复分布图
标红部分：被群众推翻后二次立项的制度
标绿部分：制度参与率达90%以上但曾被叫停修复
最下方一句话是：
“这不是数据，是争议的痕迹，是规矩的血肉。”
“您要是能把这些也纳入进你们的一体化系统，我欢迎你们整合。”
“可如果你们只想要一份没争议、好看、能PPT播放的数据图谱——对不起，我们蜂窝制度，不能为你们政绩做嫁衣。”
现场沉默半分钟。
副主任尴尬一笑：“陈书记，不至于说得这么……”
陈鹏飞抬手打断：“不叫书记。我现在就是陈家村制度持有者之一。”
“我不代表政府，我代表这个制度里签过名、贴过账、被批评过、被反驳过的一千多个村民。”
“我们不是来接受表彰，我们是来保住命根子的。”
这番话震得现场没人接话。
会议结束后，蜂窝平台主动发布公告：
《制度非可集成组件声明》
内容简洁直接：
“蜂窝制度允许合作，不允许改名；欢迎引用，不接受拼接；我们不是谁的平台模块，我们是自己的生活工具。”
全网评论瞬间爆炸：
“什么叫种地人的骨气，这就是了。”
“说得太好了，制度不是模块，制度是村民用血汗调出来的调料，你怎么能拎去炒别人家的菜？”
“陈家村太刚了！这才是互联网时代最硬的软实力。”
一周后，省里修改原文件，将蜂窝制度列为“独立接入体系”，并附加说明：
“原样保留其命名权、内容独立性、修复演化自由。”
蜂窝赢了。
不是靠对抗，而是靠制度自己走出来的“不可替代性”。
回到村里那天，陈鹏飞把打印好的新版文件挂在制度墙上，拍了拍张浩肩膀：
“我们终于，不再是被整合的那一部分了。”
张浩咧嘴一笑：“现在该轮到咱们——制定别人的标准了。”
六月初，北京。
国家农村事务研究中心主办的“未来乡村治理共识建设大会”在人民大学召开。
这是一次规格极高的闭门会议，参会者包括国家发改委乡村司、农业农村部政策法规司、民政部基层治理局，还有五所高校的治理专家、十四个省市的代表村镇。
而蜂窝制度，也终于被点名邀请，作为“乡村治理原创机制样本”参与主旨圆桌。
陈鹏飞没穿西装，照旧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一双黑布鞋，提着牛皮纸袋进了会议厅。
他的身份牌上，只写了一行字：
陈家村·制度持有人
会前热场阶段，一位高校教授低声和另一位委员说：“蜂窝制度是个爆点，但进京来谈标准，还得看他们能不能落得住‘专业化’。”
有人轻笑：“三年干活、拍桌子的经验，能写出制度标准吗？”
话音未落，投影大屏上出现一张制度路径图。
不华丽，但线条极其清晰：
从“制度生成点”到“共议入会”到“流程执行”再到“失败备案”、“制度修复”、“轨迹留痕”直至“制度再生”。
全程十四步，每步都有实例注解、村民签字、视频实录对应链接。
主持人报幕：
“接下来，请蜂窝制度代表——陈家村陈鹏飞先生，介绍《非模板式农村制度生成路径标准建议》。全场请安静。”
众人侧目，一个个调整坐姿。
陈鹏飞走上讲台，第一句话没看稿子：
“我们不是来背书某个标准的。”
“我们，是来告诉你们——什么才配叫标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