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40周年前夕，国家相关部门向全国211名杰出的生产工人颁发了《高级技师证书》，宏伟厂有34人荣获此奖项，占了七分之一强。古煜首先采访的是模具厂的“焊接大王”江明耀师傅，他53岁，身材中等偏下。给人的印象是精明能干，充满活力，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
1950年，只接受过高小毕业教育的江明耀便在上海造船厂开启了职业生涯，担任一名普通工人。凭借勤奋好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他很快掌握了一手扎实的焊接技术。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他从上海辗转至长春工作。到了1956年，苏联专家在焊接工作中挑选了一批有潜力的工人进行深造，江明耀便是这批幸运儿之一。
尽管早在1895年，托马斯·爱迪生在参观了亨利·福特的汽车表演后，便预言了“汽车时代的到来”。但在中国，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却推迟了半个多世纪。得益于苏联的援助，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终于建立了自己的汽车制造厂，直到1956年才得以实现生产出第一辆车的目标。为此，各项工作都在紧张而持续地推进中。汽车的工装设备，尤其是驾驶室的烘干线，其大面积薄板保温结构成为了施工安装的瓶颈。102工程队组织了数十名焊接专家，试图解决这一难题，按照苏联的成规焊接工艺进行施工。然而，两名工人紧张地工作一天，也只能焊接3到4平方米，效率极不理想。作为甲方施工班长的江明耀，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开始思考提高效率的方法。一天中午，他利用午休时间，将他的想法付诸实践，将气焊工艺改为电弧摩擦焊工艺。
在“专家治厂”的背景下，任何对工艺路线的随意更改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包括潜在的降级或处分。然而，江明耀这位“初生牛犊”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默默工作了一个中午，结果出人意料地完成了8平米的工作，并且感到非常得心应手。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他“秘密”工作时，专家也在一旁“秘密”观察。专家们为了帮助中国造车，其热忱不言而喻。上班时间一到，翻译人员到来，专家仔细审视了江明耀的工作，并拍着他的肩膀用俄语说了些什么，这让江明耀感到忐忑不安。翻译人员听后，投以赞赏的目光，并传达了专家的评价：“年轻人，你做得很好！”尽管语言不通，但专家和江明耀之间的心灵却是相通的。
隔天，乙方突击队全部撤出，将气焊工艺全面升级为电弧摩擦焊，效率提升了十倍，为车辆交付争取了宝贵时间。基于此，专家建议劳资部门为江明耀提升一级工资，并以此为题撰写了论文，寄回苏联，从而引领了苏联同类生产线焊接工艺的变革。
在解放初期，工人阶级中受过高小教育的江明耀，在当时被视为知识分子。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在工作的同时，他开始自学，并报名参加了业余初中课程。随着知识的积累，他对与焊接密切相关的物理学和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完成业余初中学业后，他又继续攻读夜校课程。随着知识的增长，他渴望更深入地学习焊接专业，但当时并没有相应的学校能满足他的求知欲。厂领导了解到他的学习热情后，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江明耀的学习热情更加高涨，他不仅白天要工作，晚上还要坚持学习到深夜两点。即使在这样紧张的学习和工作节奏中，他依然感到精神振奋，这股力量推动着他不断前进，激励着他事业的航船破浪前行。
1969年，响应建设“第二汽车厂”的号召，江明耀随建设队伍从长春南下至武汉，参与了当地的“中间生产”环节。在经历多次调查和批判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朴素而神圣的情感：“工厂待我不薄，让我担任班长是信任的体现，让我有机会接受初中、中专乃至业大的教育和培养，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努力工作，没有任何理由做出辜负工厂的事情。”
正如大庆人所言，领导关心工人，工人则将企业放在心上，这正是大庆精神的真实体现。江明耀所要表达的是，工厂对他不薄，他亦必须以忠诚和热忱回报工厂。正是这份信念，让他在面对挑战时坚定不移，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班长。他所掌握的技能不仅稳固了自己的地位，还为企业的成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进入山区后，生活条件变得异常艰苦，生产环境也极为严苛。在缺乏技术资料、原材料、工装设备，尤其是起重设备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他带领两名年轻工人，成功制造了一个容积达30吨的油盐水槽及其全套非标配套设施，为模具厂热处理车间的生产能力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十年来，江师傅在工厂里致力于“大、稀、精、关”设备的攻关以及生产、生活重大项目的规划设计，累计完成的项目不少于30项，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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