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 章：三馆抄典（至元二十六年?和林国史院）
国史院的抄典堂按 “左蒙右汉中西” 分区，蒙古史官孛鲁合的案头堆着狼皮纸，每张需经 “三浸三晒”：先浸克鲁伦河水去毛腥，再浸松烟水防蛀，最后晒至含水量三成，与《秘书监志》“狼皮纸制备法” 严合。汉儒王恽铺开桑皮纸，纸纹需呈 “纵向密纹”，取自大都西山桑林，纤维长度比江南桑纸长二分，更耐反复翻阅。波斯学者拉施特的羊皮纸则用当年生羔羊皮，经石灰水脱毛后，绷在松木架上阴干，纸面需平滑如镜，方能书写波斯文曲线字母。
耶律铸手持《抄典章程》，册页标注 “每卷首尾需钤国史院印”：“蒙古文用狼毫笔，取狼尾中毫，” 笔锋需三寸七分，“汉文用紫毫笔，取江南兔毫，” 笔杆刻 “至元二十六年造”，“波斯文用芦苇笔，” 笔尖削成斜角，与伊尔汗国史馆的制式一致。三族史官同时磨墨，蒙古的松烟墨、汉地的油烟墨、西域的石墨在砚台里泛着不同光泽，却按同一浓度标准调试 —— 墨汁滴入水中，需 “不散不沉” 方为合格。
蒙古史官孛鲁合在狼皮纸首行写下 “??? ???? ?????”（大元站赤），笔锋取蒙古文 “巴思巴体” 端庄风格，每个字母的高度严格控制在三分。王恽对照《蒙古秘史》汉文译本，将 “站赤” 二字写在桑皮纸上，颜体笔画的起笔收锋需与蒙古文的字母间距对应：“‘虎臣’条的蒙文‘?????’，” 他用朱笔标注，“汉文需译‘虎臣’，而非‘武将’，” 这是至元元年忽必烈亲定的译法，与《元史?职官志》记载严合。
拉施特的波斯文译本最费周章，他需将 “忽里台大会” 译为 “???? ????”（高级会议），同时在页边注蒙文原词。“每个波斯字母的斜度需与蒙古文竖笔平行，” 他用铜尺比量，“行距需三分，与汉文书页一致。” 耶律铸抽查首卷译稿，发现蒙古文 “监国” 的尾字母多了一勾，当即命重抄：“法典文字如军符勘合，” 他的手指划过错处，“差之毫厘，” 便可能在执行中谬以千里，“需与国史院藏的至元元年原本完全一致。”
校勘台设在抄典堂中央，三张译稿平铺其上，蒙古文的狼皮纸、汉文的桑皮纸、波斯文的羊皮纸边缘对齐，用铜镇纸压牢。耶律铸持象牙校勘刀，刀尾刻 “国史院校勘官”，逐行比对：“蒙古文‘?????’（法度）与汉文‘法典’，” 他的刀背轻敲纸面，“波斯文‘?????’需在同一行，” 行距误差不得过半厘。发现汉文稿漏译 “忽里台半数同意” 条款，王恽立即用雌黄涂改，桑皮纸吸收颜料的速度比狼皮纸快一倍，需反复涂抹三次方能遮盖原迹。
校勘册的骑缝处预留三方签名栏，蒙古史官盖朱印、汉儒画押、波斯学者用朱砂点记。“每卷校勘需三人同在场，” 耶律铸的《校勘录》记着，“缺一则不得入藏，” 录中详细记载着至元二十年某次抄典因波斯学者缺席，整卷作废重抄的先例。夕阳透过窗棂照在校勘台上，三张不同纸张的影子在地面连成一线，如同一道无形的契约，约束着三族史官的笔锋。
国史院的 “三镶印” 由蒙古匠师铸造，印面分三格：左刻八思巴文 “国史院”，中刻汉文篆字，右刻波斯文 “???? ?????”（史档处），三格边缘的云纹严丝合缝。耶律铸在每卷首尾的骑缝处盖印，印泥用朱砂、雄鸡血、西域苏合香混合调制，按 “朱七血二香一” 比例，与太庙的祭器印泥同制。“印文需一半在蒙古文卷，一半在汉文卷，” 他示范盖印角度，“波斯文卷的骑缝印需与前两卷对齐，” 三卷合拢时，印纹需组成完整的 “国” 字。
波斯学者拉施特望着印泥在羊皮纸上晕开的纹路，想起伊尔汗国史馆的印章制度：“旭烈兀汗的典籍印也是三语合璧，” 但波斯文占主导，“大元的印却三语均等，” 他的手指划过印格，“这才是真正的‘同尊’。” 耶律铸取出至元元年的旧典对照，当年的骑缝印因工艺未熟，三语间距偏差一分，而新印的误差已控制在半厘内 —— 这微小的进步，恰是多族工匠十年协作的见证。
入选抄典的十五名史官需通过 “三试”：蒙古史官试写 “八思巴文御名”，笔画歪斜者黜落；汉儒试抄《论语》选段，错一字即淘汰；波斯学者试译 “大元” 二字，译法需与国史院标准本一致。孛鲁合的侄子因蒙古文 “????”（国）字的竖笔倾斜被黜，王恽的门生因漏写汉文 “臣” 字的卧钩遭斥，拉施特推荐的波斯文书则因字母连笔过密重考 —— 严苛的标准让抄典堂的气氛格外肃穆。
“抄典不是誊写，是传法，” 耶律铸对落选者道，指着堂中 “敬惜字纸” 的匾额，“每个字都关系法度施行，” 他取出至元十年的错抄案例，某卷将 “十户一羊” 译为 “百户一羊”，导致西域税赋混乱，“你们的笔比刀更重，” 他的目光扫过留下的史官，“今日抄错一字，” 明日便可能有百人受冤，“这责任，” 需用十年功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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