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把远在伦敦的丘吉尔首相给急坏了。他想要的，可不仅仅是“守住”阿拉曼这么简单，他要的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反击”，是一场能够彻底击溃隆美尔、将德国人赶出非洲的“全面胜利”！在他看来，奥金莱克虽然顶住了隆美尔的进攻，但也错失了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的良机，显得过于“保守”和“缺乏进攻精神”。
于是，伦敦的政治层面，继续对奥金莱克施加着巨大的压力，认为他“只能防守，无法主动取胜”，不是一个能够带领第八集团军走向最终胜利的合格指挥官。更换中东战区统帅的呼声，也开始越来越高。
而对于英国第八集团军的官兵们来说，虽然守住了阿拉曼，暂时摆脱了被追着打的窘境，士气也稍有回升，但之前加查拉惨败的阴影和指挥混乱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他们对未来的战局，也依然充满了不确定和担忧。
如果说，斯摩棱斯克战役是苏联红军在东线战场上，通过顽强的战略退守和积极的局部反击，第一次成功迟滞了德军“闪电战”的攻势，为保卫莫斯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虽然代价惨重，但却是必要的战略迟滞。那么，第一次阿拉曼战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英军在北非战场上的“斯摩棱斯克”。他们用巨大的牺牲，在阿拉曼这条最后的防线上，暂时挡住了隆美尔的兵锋，为后续更大规模的反攻，争取了时间和空间。这场战役，虽然没有斯大林格勒或中途岛那样具有决定性的转折意义，但它却像一道坚固的闸门，暂时遏制住了轴心国在北非的扩张势头，也为后来蒙哥马利的登场和阿拉曼战役的最终胜利，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第一次阿拉曼战役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伦敦的丘吉尔首相，对奥金莱克这位“只能守不能攻”的将军，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他觉得，必须给第八集团军换一个更“带劲儿”、更“有种”的指挥官，才能把隆美尔那只狡猾的狐狸给彻底收拾了。
于是，在1942年的8月初，丘吉尔亲自飞抵开罗，对中东战区的指挥系统，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改组”。
奥金莱克将军，这位在阿拉曼前线苦苦支撑、成功阻止了隆美尔攻势的功臣，却因为未能满足丘吉尔“立刻反攻、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期望，而被解除了中东英军总司令和第八集团军司令的职务，黯然下野。（虽然他后来被任命为驻印度英军总司令，也算是有个不错的安排，但离开北非这个焦点战场，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变相的“贬谪”。）
接替奥金莱克出任中东英军总司令的，是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一位同样经验丰富、但作风更为稳健和擅长协调各方关系的将领。
而真正执掌英国第八集团军帅印、即将在阿拉曼与隆美尔进行“宿命对决”的，则是那位在英国本土“严苛练兵”、早就被丘吉尔“惦记”上了的伯纳德·劳·蒙哥马利陆军中将！
据说，当蒙哥马利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开罗机场，这位身材不高、戴着标志性贝雷帽、眼神锐利得像鹰一样的将军，从舷梯上走下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像其他新上任的指挥官那样，急于去拜会埃及的政要或者视察开罗的社交场所。他只是简单地听取了前线战局的汇报，然后，就带着他的参谋班子，马不停蹄地赶往了阿拉曼前线的第八集团军司令部。
有这么一个广为流传的画面（虽然可能是后人杜撰的，但也颇能体现蒙哥马利当时的决心和气势）：他站在吉萨金字塔那饱经风霜的巨大阴影之下，举起手中的望远镜，向着西方，向着隆美尔的非洲军团盘踞的方向，久久地眺望着。然后，他放下了望远镜，嘴角只是露出了一丝旁人难以察觉的、冰冷而又自信的微笑。他知道，一场决定北非战场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命运的较量，即将由他来亲自导演。
蒙哥马利的到来，给久经失败和挫折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带来了一股全新的风气。他要彻底改变这支军队的指挥体系、训练方法、作战思想甚至精神面貌。他要用最严格的纪律、最充分的准备、最集中的兵力和最稳妥的战术，来迎接隆美尔的下一次挑战。一场前所未有的“欢迎仪式”，正在阿拉曼的沙漠中，为“沙漠之狐”悄然准备着。
阿拉曼的夜空下，战火尚未熄灭。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虽然在第一次阿拉曼战役中受挫，暂时停止了东进的脚步，但他们依然盘踞在阿拉曼防线的西侧，像一头受伤的饿狼，在等待着补充燃料和弹药，准备随时再次扑向猎物。而英国第八集团军的新任司令官——蒙哥马利，这位即将在北非沙漠中与隆美尔上演“巅峰对决”的“沙漠猎手”，也正准备给他一个前所未有的、足以让他终身难忘的“欢迎仪式”。
北非的命运，乃至整个地中海的控制权，都悬在了这条狭窄的阿拉曼防线上。一场更大规模、也更具决定性意义的血战，即将在几个月之后，再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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