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电器”的后院，俨然成了一个热闹的技术工坊。
钱师傅叼着烟卷，眯着眼指导，五个年轻的学徒围着拆开的电视机主板，时而争论，时而埋头用电烙铁小心翼翼地焊接着。
前店的生意也因这独一无二的维修服务而被盘活，不仅维修收入稳定，连带着那些被修好的二手电器也变得抢手起来。
沈秀兰的日子，就在这叮当声和算盘声中，过得踏实而忙碌。
城南的工地在张建国的打理下日夜赶工，电器的生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钱，三个孩子也一天天长大，四合院里总是充满了笑语。
她觉得，这一世的日子，就像是被清水洗过，透亮而干净。
这份平静在九月初的一个下午被打破了。
那天，沈秀兰正在店里对账，门帘猛地被人掀开，王桂兰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脸上挂着泪，嘴唇哆嗦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妈，您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沈秀兰心里一沉，赶紧扶住她，给她倒了杯热水。
王桂兰哆哆嗦嗦地捧着搪瓷杯，热水的热气熏得她眼睛更红了。
“秀兰……你姐夫，你姐夫要出大事了！”
原来，随着全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收紧，乡镇里也开始严查。
姐夫张建国和大姐沈秀琴生了二胎儿子，之前一直没人管，现在镇上的计生办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交三千块钱的巨额罚款，要么……就要被拉去扒房子牵牛。
三千块！在1988年，对于一个靠种地和打零工的农村家庭，这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
别说拿出来，他们两口子连见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沈秀兰听完，眉头微蹙。她先是安抚着几近崩溃的母亲，让她坐下歇着，然后拿起电话，拨给了姐姐沈秀琴。
电话那头，姐姐的哭声和孩子的吵闹声混在一起，更显得绝望无助。
“姐，你先别哭。告诉我，计生办的人是怎么说的？有没有给期限？”沈秀兰的声音不高，却透着一股让人安心的力量。
问清楚了情况，她挂了电话，对王桂兰说：“妈，您先回家，别跟着着急上火了。这事我来想办法，不会让你姐夫他们家被扒房子的。”
送走母亲，沈秀兰在店里静坐了片刻。她没有立刻去取钱，前世的教训让她明白，光用钱砸，很多时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会让人觉得你好拿捏。
她需要先去看看情况。
第二天一早，她坐上了去往姐姐家所在乡镇的班车。
张建国的家门口，气氛压抑。沈秀琴抱着小儿子，眼睛肿得像核桃，张建国蹲在院墙根下，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卷烟，脚下扔了一地烟头。
看到沈秀兰，他只是抬了抬眼，黝黑的脸上满是羞愧和颓唐。
“姐夫，起来说话。”沈秀兰没有多余的安慰，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张建国掐了烟，站起身，这个在工地上颇有威信的汉子，此刻却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低着头：“秀兰，我……我对不住你姐。”
“现在不是说对不住的时候。”沈秀兰转向姐姐，“姐，你带我去趟镇上计生办。”
计生办的办公室里，一个姓周的主任正翘着二郎腿喝茶。
见到沈秀琴身后跟着一个穿着的确良衬衫，气质干练沉稳的女人，他不由得放下了茶杯。
沈秀兰没有像姐姐那样哭诉求情，她只是客客气气地坐下，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家里的实际困难有条理地陈述了一遍。
她的话不卑不亢，既承认违反了政策，也说明了罚款金额对一个农民家庭的毁灭性打击。
“政策就是政策，谁家都一样。”周主任敲着桌子，官腔十足。
“周主任，我们知道政策要遵守，罚款也认。只是这金额……能不能宽限一下？或者，我们分期交，行不行？”
沈秀兰语气诚恳，“我姐夫现在在我城里的建筑公司当经理，有稳定的收入，我们保证不会赖账。您看，这是他的工作证明。”
她从包里拿出一份盖着“秀兰建筑公司”红章的证明。
周主任看到那鲜红的印章，又打量了一下沈秀兰，态度稍稍松动了些。
他知道城里开了家女老板的建筑公司，没想到就是眼前这个人的。
一番交涉下来，周主任总算松了口，罚款可以分两次交清，但第一次必须在一周内交一千五。
从计生办出来，沈秀琴拉着沈秀兰的手，感激得说不出话。
沈秀兰直接从包里数出一千五百块钱塞到她手里：“姐，这钱先拿着去交罚款，剩下的我再想办法。这钱算我借给你们的，以后建国发了工资慢慢还，你们的日子，终究要靠自己过。”
处理完姐姐家的事情，回到四合院时，已是月上柳梢。
叶昭还没有睡，正在院子里给叶邵凯削一支铅笔。
看到沈秀兰一脸疲惫地走进来，他放下手里的刀和笔，迎上去接过了她手里的包。
“都解决了？”他问。
“嗯，暂时解决了。”沈秀兰点点头，在院里的石凳上坐下，揉了揉发酸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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