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12日，下午。
罗晓曼案的结案报告刚敲定最后一个字，审讯室里艾晴的供述录音还在循环播放，办公室的门就被民警推开，他手里捧着一个牛皮纸快递盒，额角沾着细密的汗：“风生，刚收到个寄给SCI调查团的快递，面单上没写寄件人，只标了‘紧急’。”
我放下笔，指尖划过快递盒粗糙的表面——没有快递公司标识，封口胶带是最普通的透明款，却缠得格外紧实。撕开胶带时，里面只掉出三样东西：一张塑封的女人照片、一张打印的身份信息表，还有一张手写的家庭地址纸条。
照片上的女人三十岁左右，扎着低马尾，穿着浅灰色职业装，站在一栋老式居民楼前，笑容看起来有些勉强。我拿起身份信息表，上面的名字栏写着“罗敏”，年龄32岁，职业是蒙兰市第三中学的后勤行政人员，表格里还标注了她的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甚至写着“负责学校宿舍楼物资采购，近三个月频繁出入废弃仓库”。
最后那张地址纸条，字迹是用黑色水笔写的，笔画有些用力，纸边微微发卷：“蒙兰市西区建安里小区3栋5单元101室”。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多余的文字，既没说明寄件人的身份，也没提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些信息。
我把照片和信息表平铺在桌上，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在照片边缘投下淡淡的阴影。罗晓曼案刚结束，突然收到另一个姓“罗”的三中工作人员的信息，这会是巧合吗？可寄件人特意标注“紧急”，又把地址写得这么详细，显然是希望我们找到这个人——只是，这个人身上，到底藏着什么事？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我捏着那张地址纸条，指腹蹭过“建安里小区”这几个字，心里隐约觉得，这或许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件事的开始。
建安里小区3栋5单元楼下，我让民警联系物业时，韩亮已经绕着单元楼转了一圈，回来时眉头皱着：“楼道里没看到异常，但5楼的窗户关得严实，连窗帘都拉得密不透风。”
物业师傅拿着钥匙赶来，手还在抖：“这户住的是罗敏吧？平时挺安静的，怎么会……”话没说完，钥匙已经插进锁孔，“咔嗒”一声，门开了。
一股淡淡的霉味混着血腥味扑面而来，我率先走进去，客厅里一片狼藉，沙发靠垫扔在地上，茶几上的水杯倒着，水迹已经干了。而在卧室门口，一具女尸蜷缩在地板上，穿着和照片里罗敏同款的浅灰色职业装，头发散乱地遮住半张脸。
杨海泽蹲下身，小心地拨开女尸的头发，又摸了摸她的颈动脉，抬头时语气沉了下来：“已经没气了，死亡时间大概在24小时内。”寸寿生在女尸旁边摸索了一圈，捡起一张掉在地毯缝里的身份证，上面的照片和女尸面容一致，名字栏印着“齐盈盈”。
“齐盈盈？”王思宁凑过来，手里还拿着快递里的信息表，“快递上写的是罗敏的地址，怎么死的是齐盈盈？”
我走到卧室窗边，拉开窗帘，外面是小区的绿化带，没有明显攀爬痕迹。再转头看女尸，脖颈处有一道细细的勒痕，指甲缝里还夹着几根深色纤维——不是自杀，是他杀。
两个民警已经开始在屋内勘查，抽屉被拉开，衣柜门敞着，显然有人翻过这里。我盯着齐盈盈的身份证，又看了眼门口的快递地址，心里的疑问越来越重：寄件人给我们罗敏的信息和地址，却让我们找到齐盈盈的尸体，这到底是故意引导，还是寄件人也不知道这里换了人？罗敏又去哪了？
我在卧室衣柜最底层的抽屉里，摸到一个上锁的铁盒，用工具撬开后，里面整整齐齐码着12张身份证。我一张一张拿出来翻看，每张身份证的出生日期都在1973年之后，刚好横跨12年——1973年的“李雪梅”、1974年的“赵雅兰”、1975年的“陈芳”、1976年的“刘艳”、1977年的“周莉”、1978年的“吴敏”、1979年的“郑娟”、1980年的“王秀”、1981年的“冯丽”、1982年的“韩梅”、1983年的“朱琳”、1984年的“徐静”。
这12张身份证上的照片都是不同的女人，信息完整，看起来不像是伪造的，但翻来翻去，既没有死者齐盈盈的身份证，也没有快递里提到的罗敏的身份证。韩亮凑过来看了一眼，皱眉道：“一年一张，刚好12个，这也太有规律了，不像是普通的身份证收藏，更像是在刻意收集不同年份的女性身份信息。”
王思宁拿起1973年那张身份证，对着光看了看：“材质和防伪标记都没问题，像是真的。可谁会收集这么多陌生女人的身份证？齐盈盈和这些人有关吗？还是说，这些身份证是罗敏的？”
我把12张身份证按年份排开，放在客厅茶几上，目光扫过每张照片：“不管是谁的，这12张身份证绝对不简单。齐盈盈死在这里，罗敏的地址却指向这儿，现在又冒出12个陌生女性的身份证——这里面肯定藏着更深的事，说不定和人口、身份冒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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