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12日,下午。
罗晓曼案的结案报告刚敲定最后一个字,审讯室里艾晴的供述录音还在循环播放,办公室的门就被民警推开,他手里捧着一个牛皮纸快递盒,额角沾着细密的汗:“风生,刚收到个寄给SCI调查团的快递,面单上没写寄件人,只标了‘紧急’。”
我放下笔,指尖划过快递盒粗糙的表面——没有快递公司标识,封口胶带是最普通的透明款,却缠得格外紧实。撕开胶带时,里面只掉出三样东西:一张塑封的女人照片、一张打印的身份信息表,还有一张手写的家庭地址纸条。
照片上的女人三十岁左右,扎着低马尾,穿着浅灰色职业装,站在一栋老式居民楼前,笑容看起来有些勉强。我拿起身份信息表,上面的名字栏写着“罗敏”,年龄32岁,职业是蒙兰市第三中学的后勤行政人员,表格里还标注了她的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甚至写着“负责学校宿舍楼物资采购,近三个月频繁出入废弃仓库”。
最后那张地址纸条,字迹是用黑色水笔写的,笔画有些用力,纸边微微发卷:“蒙兰市西区建安里小区3栋5单元101室”。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多余的文字,既没说明寄件人的身份,也没提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些信息。
我把照片和信息表平铺在桌上,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在照片边缘投下淡淡的阴影。罗晓曼案刚结束,突然收到另一个姓“罗”的三中工作人员的信息,这会是巧合吗?可寄件人特意标注“紧急”,又把地址写得这么详细,显然是希望我们找到这个人——只是,这个人身上,到底藏着什么事?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我捏着那张地址纸条,指腹蹭过“建安里小区”这几个字,心里隐约觉得,这或许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件事的开始。
建安里小区3栋5单元楼下,我让民警联系物业时,韩亮已经绕着单元楼转了一圈,回来时眉头皱着:“楼道里没看到异常,但5楼的窗户关得严实,连窗帘都拉得密不透风。”
物业师傅拿着钥匙赶来,手还在抖:“这户住的是罗敏吧?平时挺安静的,怎么会……”话没说完,钥匙已经插进锁孔,“咔嗒”一声,门开了。
一股淡淡的霉味混着血腥味扑面而来,我率先走进去,客厅里一片狼藉,沙发靠垫扔在地上,茶几上的水杯倒着,水迹已经干了。而在卧室门口,一具女尸蜷缩在地板上,穿着和照片里罗敏同款的浅灰色职业装,头发散乱地遮住半张脸。
杨海泽蹲下身,小心地拨开女尸的头发,又摸了摸她的颈动脉,抬头时语气沉了下来:“已经没气了,死亡时间大概在24小时内。”寸寿生在女尸旁边摸索了一圈,捡起一张掉在地毯缝里的身份证,上面的照片和女尸面容一致,名字栏印着“齐盈盈”。
“齐盈盈?”王思宁凑过来,手里还拿着快递里的信息表,“快递上写的是罗敏的地址,怎么死的是齐盈盈?”
我走到卧室窗边,拉开窗帘,外面是小区的绿化带,没有明显攀爬痕迹。再转头看女尸,脖颈处有一道细细的勒痕,指甲缝里还夹着几根深色纤维——不是自杀,是他杀。
两个民警已经开始在屋内勘查,抽屉被拉开,衣柜门敞着,显然有人翻过这里。我盯着齐盈盈的身份证,又看了眼门口的快递地址,心里的疑问越来越重:寄件人给我们罗敏的信息和地址,却让我们找到齐盈盈的尸体,这到底是故意引导,还是寄件人也不知道这里换了人?罗敏又去哪了?
我在卧室衣柜最底层的抽屉里,摸到一个上锁的铁盒,用工具撬开后,里面整整齐齐码着12张身份证。我一张一张拿出来翻看,每张身份证的出生日期都在1973年之后,刚好横跨12年——1973年的“李雪梅”、1974年的“赵雅兰”、1975年的“陈芳”、1976年的“刘艳”、1977年的“周莉”、1978年的“吴敏”、1979年的“郑娟”、1980年的“王秀”、1981年的“冯丽”、1982年的“韩梅”、1983年的“朱琳”、1984年的“徐静”。
这12张身份证上的照片都是不同的女人,信息完整,看起来不像是伪造的,但翻来翻去,既没有死者齐盈盈的身份证,也没有快递里提到的罗敏的身份证。韩亮凑过来看了一眼,皱眉道:“一年一张,刚好12个,这也太有规律了,不像是普通的身份证收藏,更像是在刻意收集不同年份的女性身份信息。”
王思宁拿起1973年那张身份证,对着光看了看:“材质和防伪标记都没问题,像是真的。可谁会收集这么多陌生女人的身份证?齐盈盈和这些人有关吗?还是说,这些身份证是罗敏的?”
我把12张身份证按年份排开,放在客厅茶几上,目光扫过每张照片:“不管是谁的,这12张身份证绝对不简单。齐盈盈死在这里,罗敏的地址却指向这儿,现在又冒出12个陌生女性的身份证——这里面肯定藏着更深的事,说不定和人口、身份冒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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