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后没几天，一场悄无声息却又无法忽视的变动，如同初春料峭的寒风，骤然席卷了第七农场。
没有预兆，没有正式通知，只是在某个清晨，几辆裹满泥泞和雪屑的吉普车，在一股肃杀的气氛中，径直开进了场部大院。从车上下来七八个穿着深色棉制服、表情严肃、眼神锐利的中年人。他们随身携带着厚厚的公文包，行动间带着一种不同于农场职工的、自上而下的审视感。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开——县里派工作组下来了！
名义上的说法是“检查春耕准备工作与干部职工思想动态”，配合上级“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但这个时机，这套说辞，以及工作组人员那不苟言笑、隐隐带着压迫感的神情，都让明眼人心里“咯噔”一下。
场部的气氛瞬间变得异样。平日里还算随意的办公区域，此刻鸦雀无声，只剩下工作组人员偶尔低沉的询问和翻动纸张的沙沙声。杨场长、张振山等农场主要领导全程陪同，他们的脸上不见了往日的沉稳或爽朗，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力掩饰却依旧透出的凝重与谨慎。他们跟在工作组身后，回答问题言简意赅，态度恭敬，仿佛行走在薄冰之上。
工作组并没有急着召开大会，而是直接入驻了场部最好的几间办公室（临时腾出来的），开始了封闭式的“调研”。他们调阅档案，核对名册，动作迅速而高效，带着明确的目的性。
一股无形的、令人窒息的紧张感，如同逐渐弥漫开来的浓雾，笼罩了整个第七农场。人们交谈的声音不自觉地压低，走路都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生怕引起不必要的注意。空气中仿佛充满了静电，一触即发。
工作组的“检查”工作迅速展开，核心环节之一，便是分别谈话。
各科室的骨干、技术员，以及知青点的代表，都被列入了谈话名单。谈话地点设在场部一间临时腾空的会议室里，门口有人守着，气氛森严。
廖奎自然也接到了通知。去之前，他和谢薇在空间中紧急商议了对策。他们反复推敲了可能被问到的问题，统一了“扎根边疆，一心搞生产，不问其他”的核心口径，确保每一句话都政治正确，滴水不漏。
走进会议室，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工作组的两名成员坐在对面，一个负责主要提问，眼神犀利，另一个则低头记录，一言不发。杨场长和张振山并不在场，这更增添了谈话的独立性和压迫感。
“廖奎同志，坐。”主问者抬了抬手，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
廖奎依言坐下，腰背挺直，神态恭敬而不卑微。
问题接踵而来，从畜牧科的冬季防病试点工作、春季疫病防控计划，到平时的学习情况、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再到对农场建设的看法、个人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廖奎的回答沉稳而清晰。谈及工作，他条理分明，数据准确，充分展现了一个技术骨干的专业素养；谈及思想和形势，他严格遵循主流口径，强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边疆干革命”的决心，表示要“努力学习最高指示，提高思想觉悟，全心全意搞好农业生产”；谈及个人，他表示“没有困难，感谢组织关心”，绝口不提任何私人诉求或对现状的不满。
他的语气始终平静，态度不卑不亢，既没有过度热情地表忠心，也没有丝毫的闪躲和犹豫。每一个回答都像是经过反复打磨的标准件，严丝合缝地嵌入对方预设的框架内，让人挑不出错处，却也探不到底细。
负责记录的工作组成员笔尖飞快移动，主问者则时不时抬起眼皮，锐利的目光在廖奎脸上停留片刻，似乎想从他那张平静无波的脸上看出些什么。但最终，他只是微微颔首。
“嗯，廖奎同志技术过硬，思想也跟得上形势，很好。要继续保持，为农场建设多做贡献。”问话者结束了谈话，公式化地勉励了几句。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努力。”廖奎起身，恭敬地回答，然后稳步离开了会议室。
走出那间令人压抑的房间，廖奎才暗暗舒了一口气，后背的内衣已被冷汗微微浸湿。他知道，这第一关，算是勉强过去了。但他的心并未放下，因为他知道，工作组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他这样的“技术骨干”。
果然，随后传来的消息证实了他的猜测。周申、以及另外几个平日里比较活跃、曾参与过私下串联议论的知青，被重点约谈。谈话的时间远比廖奎要长，气氛也据说紧张得多。有人看到周申从会议室出来时，脸色苍白，嘴唇紧抿，完全不见了往日的洒脱。
整个农场，在这种高压式的个别谈话下，人心惶惶。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预感，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表面的生产生活仍在继续，但暗流已然汹涌澎湃。工作组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第七农场激起层层涟漪，而这涟漪的中心，最先波及的，便是那些平日里较为活跃、或者身上带着某些“特殊标记”的人。周申，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焦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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