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在仿佛永无止境的泥泞中挣扎前行，当远方终于出现一片规模不大、炊烟袅袅的建筑群轮廓时，引路的小李干事揉着惺忪睡眼，嘟囔了一句：“到了，曙光农场。”
与向阳红那种刻意营造的“整齐”，以及红旗岗那种沉闷的压抑感不同，曙光农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种略显粗放但透着些许生气的“常态”。场部门前的空地没有刻意扫得寸草不生，积雪随意堆在角落，融化形成的泥洼也没人急着填平。墙上的标语依旧鲜红，但似乎更新不那么频繁，边缘有些许剥落。几个穿着臃肿棉袄的半大孩子在场院边缘追逐打闹，溅起一片泥点，引来远处大人一声并不严厉的呵斥，孩子们嬉笑着跑开。
这种看似“管理松散”的景象，却让廖奎紧绷了数日的神经，微微松弛了一丝。
接待他的是曙光农场畜牧科的科长，姓孙，一个约莫五十岁、脸庞黑红、手掌粗糙如树皮的老头。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等，而是直接等在了场部门口，见到廖奎从马车上下来，便主动迎了上来，伸出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大手。
“廖奎同志？一路辛苦！我是孙有福，咱这儿管畜牧的。”他的握手有力而实在，笑容爽朗，带着一股长期在野外劳作的人特有的豁达，“这鬼天气，路难走吧？快，先进屋喝口热水暖暖身子！”
没有冗长的客套和程式化的欢迎词，孙科长的热情直接而质朴。他将廖奎引到畜牧科办公室——一间同样简陋，但堆满了各种饲料样本、兽药箱和农业书籍的房间，空气里混杂着干草、药品和烟草的味道。
“小地方，比不了你们第七农场，更没法跟向阳红那种‘典型’比，”孙科长一边给廖奎倒上热气腾腾的、带着股烟熏味的老叶茶，一边很自然地说道，“咱们这儿，就讲究个实在，能把牲口伺候好，把生产任务完成，不让大伙儿饿肚子，就阿弥陀佛喽。”
这话说得随意，却让廖奎心中一动。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孙科长，又回想了一下进入农场后的观感，一个判断逐渐清晰：这里的气氛，确实比前两个农场要宽松不少。这种宽松，并非无政府状态，而是一种在政治风暴边缘，因地理位置偏远（曙光农场已是此行最靠北、最深入腹地的站点）而侥幸留存下来的、以生产为本的务实作风。
在孙科长的陪同下，廖奎参观了曙光农场的养殖区。猪号里，猪的膘情明显好于向阳红农场，饲养员是个头发花白的老汉，见到孙科长，只是咧嘴笑了笑，继续忙着手里的活计，没有停下背诵语录或起身立正。马号里，马匹毛色光洁，蹄铁完好，负责的老饲养员甚至跟孙科长开起了玩笑，抱怨草料里的豆饼配比又少了。
“没办法啊，”孙科长无奈地摊手，“上面拨下来的就这么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咱自己再多想点土法子吧。”语气里是面对实际困难的坦然，而非向阳红那种将一切问题都上升到思想层面的紧张。
这种务实的氛围，甚至影响到了保卫工作。廖奎注意到，这里的保卫科人员巡逻的频率似乎更低，神态也更为松懈，更像是在履行一项例行公事，而非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的“阶级斗争”嗅觉。
傍晚，孙科长甚至私下弄了点自家腌的咸菜和一小碟炒鸡蛋，拉着廖奎在办公室里简单“加了个餐”，这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当下，尤其是对于外来人员，算得上是极为难得的款待了。
“廖技术员，别看咱们这儿好像没啥规矩，”几口劣质白酒下肚，孙科长的话多了起来，他压低了声音，“可这心里头，明白着呢。上面刮什么风，咱也知道。但天高皇帝远，有些事，过头了，吃亏的还是地里头的庄稼，圈里头的牲口，还有跟着咱干活吃饭的这帮老伙计。”他指了指窗外暮色中依稀可见的职工宿舍区，“把生产搞好了，大家能有口饱饭吃，比啥都强。其他的，能糊弄就糊弄过去呗。”
这番话，可谓是推心置腹，也彻底印证了廖奎的判断。曙光农场，因其偏远，成了政治风暴的一个“避风港”，虽然无法完全独善其身，但这里的领导选择了将实际生产和职工生存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这种差异，让廖奎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如果说向阳红和红旗岗代表了正在被“秩序”力量迅速整合和严密管控的类型，那么曙光农场这类相对偏远、务实的地方，或许就是那张正在收紧的巨网上，一个相对薄弱、反应可能稍显迟缓的节点。
这个发现，如同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在他心中漾开了新的涟漪。他原本沉重的心情，因为找到了一个潜在的、可供利用的“差异点”，而泛起一丝微弱的希望。最后一站的考察，似乎比他预想的，更有价值。
在曙光农场的第二日，廖奎按计划进行着技术交流。这里的氛围让他紧绷的神经得以稍作喘息，但也让他更加留意观察这看似宽松环境下的细节。他深知，任何一点信息的疏漏，都可能意味着机会的错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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