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带来的短暂清新，很快就被一种无形却日益沉重的压力所取代。第七农场的空气里，除了泥土的腥气和草木萌发的微香，更弥漫起一种隐约的焦灼与不安。
这不安的源头，来自于场部大喇叭里一则语焉不详、却分量十足的通知。
“……为进一步巩固思想阵地，加强教育改造，提高全体职工及家属的革命觉悟与生产积极性，根据上级统一部署，近期将组织‘思想改造队’，分赴各农场，开展集中学习与劳动实践相结合的活动……”
广播里的女声依旧高亢，但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冰碴子，砸在正在田间地头、车间仓库忙碌的人们心上。通知没有明确具体时间，也没有点明哪些人会成为“活动”的对象，但这种模糊，恰恰成了恐惧最好的催化剂。
“思想改造队”——这五个字对于经历过前几年风浪，或者稍有政治嗅觉的人来说，都明白意味着什么。那绝不是轻松的学习，而是带着镣铐的舞蹈，是可能剥夺现有相对安稳、投入更艰苦环境甚至面临批判的风险。
谢薇是在仓库里听到这广播的。她正在清点一批新到的帆布手套，广播响起时，她的手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指尖无意识地收紧，粗糙的帆布纹理硌在指腹上。她维持着低头的姿势，长长的睫毛垂下，遮住了眼底瞬间翻涌的惊涛。只有她自己能听到心脏在胸腔里骤然加速的擂鼓声。
“上级思想改造队”——目标直指“可教育好的子女”及“思想有待提高”的职工。她和廖奎，几乎完美地契合了这两个标签。尤其是她，谢薇，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父母正在劳改，这是档案里白纸黑字记录着的“原罪”。之前马桂花大嫂的提醒，王保管员的暗示，此刻都像淬了冰的针，密密麻麻地刺向她的神经。
这意味着，他们小心翼翼维持的“正常”表象，他们赖以周旋、准备计划的相对宽松环境，可能即将不复存在。一旦被列入名单，集中看管，失去自由活动的空间，那么所有的准备、所有的计划，都将成为泡影。甚至，他们与父母之间那条脆弱的联络线，也可能被彻底斩断。
下午，王保管员抱着一摞表格从场部办公室回来，脸色比平时更加严肃。她将表格重重地放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惊得仓库角落里几只偷食的老鼠簌簌窜走。
谢薇默默递上一杯温水。
王保管员接过，没喝，只是用双手捂着搪瓷缸子，似乎想汲取一点暖意。她抬眼看了看仓库门口，确认无人，才压低了声音，每一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分量：
“通知下来了，‘思想改造队’下个月初就进驻。各分场、各科室都要上报初步名单。”她顿了顿，目光复杂地看向谢薇，“办公室那边，已经在核对之前交上去的家庭情况登记表了……小谢，你……要有心理准备。”
虽然早有预料，但亲耳听到确切的时间点和“上报名单”这样的具体操作，谢薇还是感觉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四肢都有些发麻。她强行稳住呼吸，脸上挤出一丝符合当下情境的、带着点惶惑和不安的表情，低声问：“王大姐，这……这名单，定了就不能改了吗？”
王保管员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声音更低了：“上了名单，就是重点对象。学习、劳动，都是单独管理，时间……也没个准数。唉，这节骨眼上……”她没有把话说完，但那未尽之语里的意味，谢薇听得明白——这节骨眼上，春耕忙乱，又来了这么一遭，真是雪上加霜。
谢薇垂下眼睑，盯着自己因为长期劳作而有些粗糙的手指，轻声道：“谢谢王大姐，我……我知道了。”
她知道，王保管员能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是极大的善意和冒险。这份情，她记下了。
接下来的半天，谢薇强迫自己专注于手头的工作，但效率明显降低。她不时能感觉到来自其他职工若有若无的打量目光，那些目光里混杂着同情、庆幸、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广播里的通知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至少表面平静）的湖面，激起的涟漪正无声地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种“风声鹤唳”的氛围，开始在场区蔓延。
廖奎在畜牧科同样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韩志刚干活时有些心不在焉，时不时偷眼看廖奎，欲言又止。周申则更加沉默，只是埋头做事，但紧绷的嘴角泄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连一向不太过问这些的秦技术员，在休息抽烟时，都忍不住嘀咕了一句：“多事之秋啊……安生搞生产不行么？”
张振山召集畜牧科开了个短会，主要是强调春耕生产任务，但最后，他板着脸，目光扫过全场，特别加重了语气：“……所有人都给我打起精神，把心思放在生产上！不该打听的别打听，不该议论的别议论！谁要是这个时候给我掉链子，捅娄子，别怪我老张不讲情面！”
廖奎坐在下面，面色平静地听着，心中却已是一片冰冷。张振山的警告，恰恰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外部环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收紧，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缓缓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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