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学习班的第一天，气氛比预想的更为凝重。场部大礼堂，这座平日里用于召开全厂大会、偶尔放映革命电影的建筑，此刻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无形的压力舱。
台下，黑压压地坐着数十名被列入名单的学员，无人交谈，甚至连眼神交流都极少。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陈旧木料和一种无声的紧张混合而成的沉闷气味。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红色的横幅，上面贴着崭新的白色大字——“提高思想认识，肃清流毒影响”。台前，几名穿着整齐中山装、脸色严肃的“思想改造队”成员正襟危坐，锐利的目光如同探照灯般扫视着台下每一张面孔。
廖奎和谢薇坐在人群中靠后的位置，刻意保持着低调。他们穿着半旧的、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姿态端正，目光平视前方，既不显得过于突出，也不流露出任何抵触或不安的情绪。周申坐在离他们几排远的地方，始终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放在膝盖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学习以一场冗长而充满火药味的报告开始。改造队的负责人，一个戴着深度眼镜、嗓音却异常高亢的中年男子，花了将近两个小时，反复阐述当前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和“腐朽观念”，强调每个人都需要“洗澡”、“除尘”，“彻底改造世界观”。他的话语如同冰冷的鞭子，抽打在每个人的神经上。
报告结束后，学员们被分成几个小组，进行“讨论”和“思想汇报”。廖奎和谢薇被分在了不同的小组，这让他们心中微微一紧，但面上依旧不动声色。
真正的考验，在下午来临。改造队的队员开始逐个约谈学员。
廖奎被一名面色黝黑、眼神犀利的年轻队员叫到了大礼堂旁边一间临时辟出的办公室里。房间不大，只有一张旧桌子，两把椅子，窗户被报纸糊住了大半，光线昏暗。
“坐。”年轻队员指了指桌子对面的椅子，自己则翻开一个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拿起钢笔，动作干脆利落，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压迫感。
廖奎依言坐下，腰背挺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目光平静地落在对方胸前第二颗纽扣的位置——这是一个既显得专注又不至于对视引发对抗的位置。
“姓名？”
“廖奎。”
“年龄？”
“二十二。”
“家庭出身？”
“富农。”廖奎的声音平稳，听不出任何情绪波动。这是他无法改变的烙印，也是改造队关注的重点。
“具体说说。”队员头也不抬，笔尖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
“我家在红星公社，三代都是杀猪匠。爷爷那辈攒下些家业，置办了点田地，定了富农成分。我爹，我，都是跟着家里学的手艺。”廖奎的回答简洁、客观，没有任何修饰，也没有试图辩解。他深知，在这种时候，任何多余的解释都可能被曲解。
队员抬眼瞥了他一下，似乎对他的坦然有些意外，但很快又低下头去：“为什么来北大荒？”
“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也想换个环境，靠自己的双手吃饭，改造思想。”这是标准答案，也是部分事实。
“你对当前全国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怎么看？要老实交代思想，不许隐瞒！”队员的问题开始转向核心，语气加重。
廖奎沉默了片刻，像是在认真思考，然后才开口，语气诚恳而带着适当的“自我批判”：“通过学习，我认识到以前的自己眼界太窄，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来到北大荒，看到广大革命群众和知青同志的建设热情，我很受触动。我认为当前的形势是必要的，是清除旧思想、建设新社会的必经之路。我本人成分不好，更需要努力学习，改造自己，争取成为一名对建设北大荒有用的新人。”
他的回答滴水不漏，既表达了对形势的“拥护”，又点明了自己的“原罪”和“改造意愿”，姿态放得足够低。
队员盯着他看了几秒，似乎在判断他话语里的真诚度，最终在笔记本上记录了几笔，语气稍缓：“嗯，有这个认识是好的。但要落实到行动上，不能光说不练。你的技术，场里是认可的，但思想上更不能放松。回去好好想想，还有什么需要向组织交代的，随时可以来找我们。”
“是，谢谢同志指点。”廖奎站起身，微微欠身，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间。门在身后关上的刹那，他才感到后背沁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虽然对方态度严厉，但问题都在预料之中，并未过分深究他岳父家的情况，这算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另一边，谢薇面对的是一位表情刻板、约莫四十岁左右的女队员。谈话的地点同样是一间简陋的办公室。
女队员的问题更为细致，尤其聚焦于她的家庭背景。
“谢薇，你的档案显示，你母亲是知识分子，父亲是原省军区的高级军官。说说他们现在的情况，以及你对他们的认识。”女队员的声音没有起伏，如同念着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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