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武泽苍带着一身北海的秋寒与满心的寂寥，悄然返回依旧残留着战火痕迹的京城时，这座千年古都，已然在他的班底高效运作下，初步从混乱与恐慌中挣脱出来，显露出一种劫后余生、亟待新生的秩序轮廓。
安国军以其闻名遐迩的、近乎严苛的军纪，在入城后迅速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除了必要的军事行动，士卒严禁骚扰民居、商铺，更无抢掠奸淫之事发生。巡逻的士兵甲胄鲜明，步伐整齐，眼神锐利地扫视着街道，任何试图趁火打劫、浑水摸鱼的宵小之徒，都被毫不留情地揪出，公开审理后予以严惩，极大地震慑了潜在的犯罪分子，也迅速安定了民心。城防被有条不紊地接管，各处要害、府库、衙门都换上了安国军的岗哨。
而真正让这座庞大城市肌体恢复生机的，是李慕与张世安所展现出的卓越行政能力。这两位文武之首，在武泽苍北上北海期间，已然搭建起一个精简却高效的临时管理机构。他们迅速接管了户部、工部等关键部门的档案与仓库，开仓放粮，赈济那些在战乱中失去家园或生计的流民、贫民；同时，凭借强大的执行力平抑了因战乱而飞涨的物价，严厉打击囤积居奇的好商；组织人手清理街道上的战争垃圾，修复被破坏的基础设施。一系列举措如同精准的药剂，注入京城这具刚刚经历重创的躯体，使得民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稳定并开始恢复。市集重新出现了零星的叫卖声，虽然远不及往日繁华，但那久违的烟火气，已然让无数百姓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旧朝廷随着武泽宽及其核心党羽的覆灭，其最大的毒瘤已被清除。那些幸存的前朝官员，无论是为了保全自身身家性命、家族富贵，还是真正认清了时势，对武泽苍的施政理念和强大实力产生了认同，此刻都纷纷转变风向，通过各种渠道向这位新的主宰者表示效忠。他们的经验和对旧有体制的熟悉，与安国军体系内那些更富有开拓精神和实干能力的文臣武将相互补充、磨合，一个新的、更具活力也更为稳固的权力中枢，已然在这片废墟之上，初具雏形。
京城百姓的心态，经历了从城破之初的极致恐慌，到发现这支被视为“叛军”的队伍不仅秋毫无犯，反而比之前那些军纪涣散、时常滋扰地方的“官军”更像传说中的“王师”，再到听闻安定王武泽苍为惨死的三公主北伐复仇、讨伐弑父篡位之逆贼的详细事迹后，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同情、敬重、乃至一种“拨云见日”的期盼，开始在民间悄然滋长。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们交头接耳，言语间已不再避讳，开始有人公然称呼武泽苍为“新皇”、“真龙天子”，仿佛这是理所当然、众望所归的事情。
与此同时，来自帝国四面八方的反应，也如同雪片般，通过驿道和“夜枭”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汇聚到京城。
北方，武泽苍起家的和州、燕云乃至新得的并州北部，早已是他的铁杆基本盘。捷报传来，万民欢欣鼓舞，各地自发组织庆祝，宛如节日。那里推行新政已久，百姓深受其惠，对武泽苍的拥护发自内心，稳固无比。
中原地区那些新近归附的州县，在见识了安国军的雷霆兵威，又对比了武泽宽政权的腐朽崩溃后，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迅速递上了措辞恭顺的归顺表文，表示愿奉安定王号令，听从新朝安排。一些地方官甚至主动押解了辖区内原先忠于武泽宽的残余势力，作为投名状。
而南方那些原本持观望态度、或是心怀割据之念的军阀、豪强，在确知京城陷落、武泽宽身死、安国军势不可挡之后，也彻底认清了大势。继续抵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来自江南、岭南、巴蜀等地的使者，带着丰厚的贡品和言辞恳切（无论真心几分）的降表，络绎不绝地踏上了前往京城的路途，纷纷表示臣服。即便其中有个别野心未泯、暗中不服者，在此天下归心的大形势下，也绝不敢做出头之鸟，只能暂时蛰伏，等待时机——虽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时机是否还会到来。
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例外，是仍盘踞在帝国东部沿海一带，手握数万边军残部的大皇子武泽宇。
然而，武泽宇的处境，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他性格暴虐，刚愎自用，动辄打骂甚至虐杀士卒将官，早已尽失军心；在其控制区域内，为了支撑连年与蛮夷、武泽宽以及地方势力的战争，横征暴敛，民怨沸腾，毫无民心可言。多年的战争消耗，使得他兵力疲惫，粮草匮乏，军械老旧。如今，面对携大胜之威、掌控京城中枢、占据“讨逆”大义名分，且实力、士气、装备皆远超于他的武泽苍，他已然陷入了绝对的劣势。
更致命的是内部的人心离散。他麾下的将领们并非瞎子，谁都看得出继续跟着这位暴虐的主公只有死路一条。暗中与安国军联络，为自己和部下寻找出路者，比比皆是。他的统治基础，已然从内部开始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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