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年的气息就已经浓得化不开了。北风卷着雪沫，却吹不散家家户户门窗里溢出的油炸食物的香气和孩童的嬉闹声。对我而言，年的核心，从来不在春晚的喧闹或是新衣的光鲜，而在那一口由父亲亲手操持的、带着家的独特印记的团圆饭。尤其是他做的鱼，那滋味，是我漂泊在外时最深的念想。
今年依旧如此，我们一家三口回到了母亲的老家。外公去世后的第三个春节，按照老规矩，年三十下午，舅舅、爸爸带着我们一众小辈，去了村后的坟山。山路被积雪覆盖，踩上去咯吱作响。坟头清理得干干净净，摆上糕点水果，烧上纸钱元宝，舅舅嘴里念念有词：“爹，回家过年了，家里都准备好了，跟我们一起回去啊。”
香烟袅袅，纸灰打着旋儿飞向灰蒙蒙的天空。我望着外公的墓碑，心里有些许怅然，但并未感到什么不同。生死界限，在唯物主义的我看来，清晰且不可逾越。
然而，某种难以言喻的异样，从我们接“姥爷”回家后，就悄然弥漫在舅舅家的老屋里。那并非阴冷或恐惧，而是一种……存在感。仿佛某个熟悉的角落，总有一道无形的目光；空着的椅子，似乎刚刚有人起身离开；夜里，堂屋的灯偶尔会自己轻微地晃动，像被衣角轻轻拂过。
母亲说：“是你姥爷回来了。”我笑笑，只当是心理作用或者穿堂风。
这种若有若无的感觉，一直持续到了大年初六。
初六那天，家里来了好几拨拜年的亲戚，热闹非凡。傍晚时分，人渐渐散了，爸爸系上围裙，说：“今天人多，菜吃得杂，晚上我简单做个鱼，清清口。”
舅舅家的厨房还是老式的土灶，爸爸却用得得心应手。一条肥美的鲤鱼，被他利落地处理干净，改刀，下锅煎至两面金黄，然后加入葱姜蒜、自家晒的豆瓣酱，添上井水，咕嘟咕嘟地炖了起来。很快，浓郁的酱香混合着鱼肉的鲜甜便充满了整个堂屋。
我馋虫大动，守在厨房门口，眼巴巴地看着。鱼好了，爸爸将它盛在一个略显陈旧的蓝边大瓷盘里，汤汁浓稠，鱼肉颤巍巍，撒上翠绿的葱花，诱人至极。他端着鱼走出厨房，却没有放在我们吃饭的圆桌上，而是径直走到了靠墙的供桌前。
供桌上，摆着外婆和外公的遗像，前面放着几碟干果、点心和一小杯白酒。爸爸小心翼翼地将那盘鱼放在了遗像正前方，又点燃了三炷香，插在香炉里，嘴里轻声说着：“爸，您最爱吃的鱼，刚出锅的，您先尝尝。”
香烟缭绕，外公遗像上的笑容在烟雾后显得有些模糊不清。我愣了一下，心里有点不以为然，觉得这未免太过形式。人都走了，还能尝出什么味道呢？
供奉了大约一刻钟，妈妈才示意可以把鱼端下来了。那盘鱼看起来和刚才并无二致，只是热气散了些。爸爸把它重新放回饭桌，招呼大家：“来，吃鱼。”
我早就等不及了，第一个伸筷子夹了一大块鱼腹肉，迫不及待地送进嘴里。然而，预期的鲜香滑嫩并没有出现。鱼肉入口，是一种……极其寡淡的感觉。口感是绵软的，缺乏弹性，味道更是奇怪，仿佛所有的鲜味、酱香都被人凭空抽走了，只剩下一点咸味和鱼本身淡淡的、略带腥气的底味。它像鱼，却又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父亲做的鱼该有的味道。
我皱起了眉头，忍不住嘟囔：“爸，这鱼……味道怎么这么淡？好像没什么味儿啊？”
爸爸正小口抿着酒，闻言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平静，他淡淡地说：“你姥爷吃过了，这不好吃了。”他顿了顿，补充道，“你姥爷活着的时候，就最爱吃我做的这一口鱼。”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莫名的凉意顺着脊椎爬了上来。“吃过了？”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刚才那炷香，那缕烟，真的带走了鱼的“精华”？
桌上其他人都神色如常，舅舅甚至还点了点头，仿佛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母亲夹了一筷子，细细品了品，说：“是有点不一样了，老爷子尝过，这鱼就没魂了。”
没魂了？我咀嚼着这三个字，看着盘子里那色泽依旧诱人，却失了“魂”的鱼，第一次对那个“他们回来了”的说法，产生了将信将疑的触动。这不仅仅是心理作用，这是实实在在的、味觉上的缺失。
带着初六那天关于鱼的诡异体验，我们在大年初七下午启程回了城。一路上，我都在回想那鱼的味道，那种空洞的、失了精髓的口感，让我心里毛茸茸的。
城市的年味淡了许多，但一回到自己家，那种紧绷的、夹杂着疑虑的感觉就松弛了下来。窗明几净，一切都是熟悉的样子。
晚上，爸爸说：“在舅舅家没吃痛快吧？咱家还有一条好鱼，我给你做了。”
我立刻点头，心里充满了期待，也想借此验证些什么。
家里的厨房是明亮的燃气灶，锅碗瓢盆都是用了多年的。爸爸依旧是那套行云流水的动作：杀鱼、清洗、控水、热油、下锅。刺啦一声，鱼皮在热油中迅速收紧，变得焦黄。加入料酒、生抽、老抽、醋、糖，还有他秘制的几味香料，注入开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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