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子二十多户人家，靠着黄土高坡的褶皱散落着，像被风吹到沟壑里的几片枯叶。小时候的记忆里，村子总是土黄色的——土墙、土路、土窑洞，连落日的余晖也是土黄中带着一层红。村头唯一的老槐树，是这片土黄中唯一的绿色。
那年我六岁，村里来了电影队。消息是李老三从公社带回来的，他一进村就敲着破锣喊：“晚上大队演电影，苏联的！”这在我们那偏僻的小山沟里，可算得上惊天动地的大事。
堂哥林峰比我大八岁，长手长脚的，是我们这群孩子的头儿。他推着家里那辆二八大杠来找我时，我正在窑洞门口的土堆上玩泥巴。
“走，哥带你去看电影。”林峰拍拍自行车后座，那车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斑斑锈迹，但在他眼里却像是匹骏马。
我妈从窑洞里探出头：“林峰啊，晚上路不好走，回来得晚。”
“三婶你放心，我带着铁蛋，保准没事。”林峰拍着胸脯保证。我妈犹豫了一下，看看我渴望的眼神，点了点头，又递给我一个窝窝头：“路上饿了吃。”
从我们村子到大队所在地，要穿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两边是深沟险壑。最让人心惊的是路中段那一片坟圈子——几十座坟茔高低错落，风吹过时，坟头的白纸飘飘荡荡。白天经过那儿，大人们都会加快脚步；晚上更是没人敢单独走。
太阳西沉时，林峰骑车带着我出发了。我坐在大梁上，屁股硌得生疼，但兴奋盖过了一切不适。路过坟圈子时，我死死闭着眼睛，直到林峰说“过去了”，才敢睁开。
电影在大队院子里放，幕布挂在两棵杨树中间。我们到的时候，已经黑压压一片人了。林峰把我架在脖子上，我看见幕布上金发碧眼的苏联人在雪地里打仗，枪声炮声震耳欲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电影，眼睛瞪得溜圆，连窝窝头都忘了吃。
散场时已近深夜。人群像开闸的水，涌向四面八方。林峰推着车，我困得直点头，他索性又把我放到大梁上：“抓紧了，咱得快些走，不然三婶该担心了。”
月光很淡，星星却出奇地亮。土路在夜色中泛着灰白的光，像一条懒洋洋的蛇。四周寂静得可怕，只有自行车链条“嘎吱嘎吱”的响声和偶尔的几声狗吠——那是从很远很远的村子里传来的。
快到坟圈子时，我突然清醒了。那地方似乎比白天更阴森，一个个坟包在夜色里像蹲着的怪物。风吹过时，坟头的纸花哗啦作响，像是有人在低语。
“哥......”我小声叫了一声。
“别说话，抓紧。”林峰的声音有些紧。
就在这时，我看见坟地里有人。
准确说，是两个模糊的人影，在坟茔间慢悠悠地走着。他们离路边不远，身形佝偻，走路的姿势很奇怪，像是拖着脚在挪动。月光照在他们身上，泛着一层幽蓝的光。
“哥，你看，坟地里有人。”我指着那两个人影。
林峰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突然浑身一僵，猛地把我的头按在他胸前：“铁蛋，赶紧闭上眼睛！”
“可是......”
“听哥的，闭上眼睛！哪儿有人！”他的声音有些发颤。
我赶紧闭上眼睛，但好奇心让我偷偷眯开一条缝。我看见林峰的脸在月光下惨白，额头上亮晶晶的全是汗。他拼命蹬车，自行车快得像要飞起来。风在耳边呼啸，我能感觉到他剧烈的心跳。
经过坟圈子的那段路，不过几分钟，却漫长得像一个世纪。当林峰终于慢下来时，我们已经能看到村头老槐树的轮廓了。
“没事了，睁开眼吧。”林峰喘着粗气说。
我转过头，坟圈子已经被远远甩在后面，隐没在黑暗中。但刚才那一幕，却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那晚回家后，我发了高烧，胡话连篇。我妈请来了村里的神婆七奶奶。七奶奶烧了张黄纸，在我头上绕了三圈，又让我喝下一碗符水。第二天，烧奇迹般地退了。
我问林峰那晚到底看到了什么，他只是摇头：“你看花眼了，坟地里哪有人。”
但我心里清楚，那不是花眼。
这件事成了我童年最深的谜。直到多年后，我离开村子去县城读书，才从七奶奶那里听到了完整的故事。
那是一个冬日的午后，七奶奶坐在老槐树下晒太阳，我陪着她说话。不知怎么，话题转到了坟圈子。
“您知道坟圈子里埋的都是什么人吗？”我问。
七奶奶眯着昏花的眼睛，望向坟圈子的方向，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那里头啊，有两个人，叫老赵头和老李头。”
她告诉我，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老赵头和老李头是我们邻村的，两人光屁股一起长大，好得能穿一条裤子。年轻时一起闯过关东，一起躲过兵役，老了又都无儿无女，就搭伙过日子。
“他俩有个约定，”七奶奶说，“谁先走了，另一个得常去坟上说话，免得地下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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