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次烽火示警、王离率骑出击之后，北疆的天气仿佛也随着那次小规模的接触而彻底转寒。草木加速枯黄，塞外的风愈发凛冽，带着一种仿佛能冻结灵魂的寒意。然而，与此相对的，是上郡大营内外，一种奇异的、暴风雨来临前般的短暂宁静。
匈奴人似乎被那次果断的驱逐所震慑，或是忙于在严冬彻底降临前进行最后的物资储备与部落迁徙，大规模的骚扰明显减少了。长城的修筑工程，在蒙恬的严格督管下，依旧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那种时刻绷紧的、应对突发敌情的紧张感，略有缓和。
在这段相对平静的日子里，公子扶苏并未让自己闲下来，也没有沉溺于初来时那种理想化的悲悯之中。他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拼命吸收着边塞的一切。他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军务管理之中，虽然蒙恬不会让他接触最核心的军事机密和决策，但一些日常的文书处理、军粮器械的调配核查、乃至军民之间因屯田、用水等产生的纠纷调解，都开始看到扶苏忙碌而专注的身影。
他处理这些事情时，依旧带着他那份特有的温和与耐心，但不再是空谈仁爱，而是尝试在蒙恬设定的框架内，寻找更加人性化、更能凝聚人心的解决之道。比如，在处理一起秦军士卒与当地归附胡人部落因草场界限产生的冲突时，他没有简单粗暴地偏袒任何一方，而是亲自召集双方头人，耐心听取诉求，并请来了熟悉当地地理和水文的老军士，最终划定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界限，并强调了共同防御匈奴、和睦相处的重要性。他的公正与诚恳，赢得了士卒和胡人部落的共同尊重。
不知不觉间，“仁厚公子”的名声，不再仅仅局限于军营，也开始在边塞的百姓和归附部族中悄然流传。戍卒们看到他，不再仅仅是敬畏，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爱戴与亲近。甚至连当初对他颇有微词的王离，在几次共同处理军务后，态度也明显缓和了许多，虽然依旧认为扶苏有些想法过于“天真”，但至少认可了他的真诚与努力。
而扶苏与蒙恬之间的关系，更是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最初的理念冲突与相互审视，逐渐被一种亦师亦友的默契所取代。夜晚，帅帐（或扶苏的居所）的灯火常常亮至深夜。两人对坐，中间或许只有一壶温热的、略带苦涩的边塞粗茶，谈论的却是天下大势、治国方略、律法得失，乃至百家思想的优劣。
蒙恬向扶苏详细阐述了法家思想在战时及统一初期，对于凝聚国力、建立秩序的不可或缺性，也坦诚了其严苛背后可能带来的隐患。他结合自己戍边多年的经验，分析了匈奴的社会结构、作战方式以及未来的边防战略。他的话语，充满了实战派的冷静与远见。
扶苏则向蒙恬讲述了他所理解的儒家仁政、德治思想，并非一味反对法治，而是强调“德主刑辅”，强调教化民心的重要性。他也谈到了其他学派的一些闪光点。他的见解，为蒙恬打开了一扇从不同角度观察帝国治理的窗户。
两人时而激烈辩论，时而沉默思索，时而因某个观点的契合而相视一笑。这种思想上的碰撞与交融，对扶苏而言，是远比任何兵书战策都更为宝贵的财富。他感觉自己原本有些单薄和理想化的政治理念，正在这片粗粝的土地上，汲取着现实的养分，逐渐变得丰厚和坚实起来。而蒙恬，也从这位年轻皇子身上，看到了一种不同于始皇帝刚猛霸道的、可能引领帝国走向另一种未来的潜质。
然而，这片北疆的宁静与充实，却如同阳光下的泡沫，美丽而脆弱。一丝若有若无的不安，始终如同隐藏在皮毛下的细刺，时不时地刺痛着扶苏的神经。
这种不安，最初来源于通信。
按照惯例，扶苏会定期写信向远在巡游途中的父皇汇报边塞情况，陈述自己的见闻与思考（虽然经过蒙恬的指点和润色，措辞已谨慎许多）。起初，虽然回信不多，但总还能收到一些来自巡游队伍的消息，或是父皇简短的批示，或是朝廷通报的一些大事。这些信件，如同连接他与帝国心脏的脆弱丝线，让他感到自己并未被完全遗忘。
但不知从何时起，这条丝线似乎变得越来越细，直至几乎断裂。
来自咸阳和巡游队伍的消息明显减少了，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他后期寄出的几封信，如同石沉大海，再也没有收到任何回音。他开始感到一种莫名的焦躁和失落。是父皇对他失望了？还是巡游途中政务太过繁忙？抑或是……出了什么变故？
他将自己的不安告诉蒙恬。蒙恬沉吟良久，宽慰他道：“公子不必过于忧心。陛下巡行天下，路途遥远，驿传难免有所延迟。且陛下勤政，每日处理的政务如山如海，或许一时未能顾及。边关稳固，匈奴慑服，这便是对陛下最大的尽忠。公子在此地的作为，陛下迟早会知晓的。”
蒙恬的安慰沉稳有力，暂时抚平了扶苏心头的涟漪。他也试图告诉自己，或许真是自己想多了。父皇身体素来强健，帝国正如日中天，能有什么变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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