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罗伊熄灭煤油灯，黑暗中保险柜的金属表面仍映着他微扬的嘴角。
詹尼的声音再次从门缝传来，这次带着点促狭：“理查德先生把墨水瓶都打翻了，您再不去，他该把办公室当议会厅演辩论戏码了。”
康罗伊低笑一声，指尖在金库冰凉的青铜扶手上轻轻一叩。
门轴转动的刹那，詹尼的轮廓在走廊暖黄的煤气灯下清晰起来——她总爱把头发盘得极紧，此刻却有几缕碎发垂在耳后，显然刚从外面跑回来。
“他急什么？”康罗伊接过她递来的银柄手杖，象牙握把还带着她掌心的温度。
“急着证明自己不是您的影子。”詹尼替他整理领结时，目光扫过他袖扣上若隐若现的差分机纹路，“今天上午卡梅伦家的律师团带着二十车账本杀到议会大厦，说咱们的担保基金是‘用纳税人的钱填投机者的坑’。”她压低声音，“理查德在休息室摔了茶盏，碎片扎进手背都没察觉。”
康罗伊的脚步顿了顿。
走廊尽头的挂钟敲响十二下，钟声里他想起初见理查德时的模样——那孩子站在鲍厄里银行门口，西装袖口磨得起球，却举着用报纸包的《国富论》说要“用经济学重建公平”。
现在他的袖口是定制的双股金线，但眼里那团火，倒比从前更旺了。
推开办公室门的瞬间，墨汁的酸腐味扑面而来。
理查德正站在大幅英国地图前，领带歪在锁骨处，左手裹着带血的纱布，右手举着鹅毛笔当指挥棒：“......所以关键不是反驳‘社会主义’的帽子，是让那些农场主和铁匠看见——”他转身时撞翻了红木茶几，康罗伊去年从威尼斯带回来的玻璃镇纸骨碌碌滚到脚边。
“让他们看见什么？”康罗伊弯腰拾起镇纸，指腹蹭掉上面的墨渍。
理查德的脸腾地红了，像被人撞破偷喝威士忌的少年。
他抓起桌上的法案草案，纸页边缘全是褶皱：“看见......看见有人愿意在他们最穷的时候，弯下腰问一句‘你想不想活’。”他扯开领口，纱布上的血渍渗成暗褐色，“今天下午听证会，我要带十个店主去作证。”
康罗伊的瞳孔微微收缩。
他想起三天前在东伦敦贫民窟，那个抱着孩子的爱尔兰寡妇——她丈夫的棺材还停在阁楼，却攥着鲍厄里银行的贷款合同说：“康罗伊先生没问我有没有地契，只问我想不想让小肖恩吃上热面包。”他当时就把她的名字写进了名单。
“其中有位麦卡锡太太。”康罗伊说，“她会带着丈夫临终前写的借条。”
理查德的手指在草案上划出深痕：“卡梅伦家买通了《先驱报》，说那些店主是您雇的托。”
“所以她的借条要沾着棺材板的木屑。”康罗伊走到窗前，晨雾里议会大厦的穹顶像浸在牛奶里，“让法警当着所有记者的面，把借条举到灯光下——墨迹里混着松木碎屑，日期是她丈夫咽气前三天。”
理查德突然抓住他的手腕，纱布上的血蹭在康罗伊的袖扣上：“您早就知道他们会质疑真实性？”
“我知道人性。”康罗伊抽出手，用丝帕擦去血渍，“当一个人说‘我要救我妻子的命’时，质疑他的人反而会变成怪物。”
下午两点，议会大厅的橡木长椅挤得发颤。
卡梅伦家的首席律师正用银柄眼镜敲着桌面，声音像生锈的齿轮：“所谓‘信贷担保’，不过是把纳税人的钱转移给康罗伊先生的商业盟友——”
“反对！”理查德的声音炸响，震得旁听席的铜枝形吊灯摇晃，“我这里有十位纳税人，他们想亲自告诉各位，谁才是‘盟友’。”
麦卡锡太太走上证人席时，黑纱下的脸白得像教堂的蜡烛。
她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边缘沾着暗褐色的污渍：“这是我丈夫帕特里克临终前写的......”她的手指抚过字迹，“他说，‘玛丽，康罗伊先生没要我们的房子，他只要我们活着’。”
大厅里响起抽气声。卡梅伦律师的银柄眼镜“啪”地掉在地上。
表决时，康罗伊站在旁听席的阴影里。
当计票员喊出“27票赞成，25票反对”，理查德瘫在座椅上，却又猛地站起来，像被雷劈中的橡树——他的衬衫后背全湿了，却笑得比刚下过雨的天空还亮。
当晚的《纽约论坛报》头版，理查德的侧影占了半版，标题是《从书店老板到秩序建筑师：康罗伊的左手如何长出自己的骨头》。
康罗伊把报纸折起来，放进胸袋。
詹尼端着红茶进来时，他正对着窗外的星空笑：“该让他去华盛顿了。”
费城的梧桐叶还没落尽，凯瑟琳·莱恩的游行队伍已漫过市场街。
她穿着深灰色西装裙，领口别着鲍厄里银行赞助的银玫瑰胸针，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投票权是面包做的”。
康罗伊站在市政厅台阶上，看着她接过十五个妇女组织的宪章——羊皮纸上的字迹有粗有细，有墨水也有炭笔，像十五条溪流汇进同一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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