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陷入了深深的郁闷之中。他实在想不通，自己明明是一心为民，命锦衣卫接诉状、惩豪强、拿胥吏，做的桩桩件件都是打击恶势力、为民伸张正义的好事，为何锦衣卫的名声不见好转，反而在朝野上下变得愈发臭名昭着？
在这南方，锦衣卫的名声怎么没有好转呢？“朕让他们去做好事，为何反倒招来更多骂名？明明北方就很好啊。”
其实，这位穿越而来的皇帝犯了一个关键的认知错误——他误以为名声来自于普罗大众的口碑。然而，在大明王朝，真正掌握着舆论笔杆和话语权的，从来都不是沉默的大多数百姓，而是“士林”清议，是那些读书人、官僚和乡绅集团。
锦衣卫近来这系列举动，在朱由检看来是“为民除害”，但在士大夫眼中，却无一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接诉状、审“妻告夫”？这是在动摇“夫为妻纲”的伦理根基！
抓胥吏、惩豪强？这是在挑战地方乡绅体系和胥吏网络的固有利益！
越权办案、直拿监生？这是在破坏“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践踏士人的体面！
每一桩每一件，刀刀都砍在了“士林”最看重的特权和社会秩序之上。他们怎能不恨？怎能不骂？于是，弹劾的奏疏飞向通政司，私下的抨击汇聚成汹涌的暗流，通过各级官员、书院讲学、诗文唱和等方式，将锦衣卫和李若琏、李国禄等人描绘成“祸乱朝纲、败坏伦常”的国之巨蠹。这种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强大声浪，轻而易举地淹没了底层微弱的好感。
而真正的百姓之声，却很难穿透重重宫墙，到达皇帝的耳边。朱由检不会知道，在南京的某些街巷里，开始有胆大的菜农对着巡逻的锦衣卫队伍讨好地笑笑；不会知道有老妇因为拿回了被侵占的几亩薄田，在家中立了长生牌位的同时，也会感念一句“锦衣卫的老爷们办了实事”；更不会知道，市井间流传着“遇冤屈，寻锦衣”的悄悄话——这是大明开国二百余年来都未曾有过的景象。
这些细微的改变，如同涓涓细流，无法改变舆论的汪洋大海，也无法上达天听。坐在乾清宫中的朱由检，每日批阅的奏章、听到的禀报，依然充斥着士大夫们义正词严的抨击与警告。
于是，他只能继续郁闷着，困惑于自己明明种下了善因，为何结出的却是恶果。他并不知道，自己领导的这场改革，其真正的斗争对象，从来都不是几个具体的坏人，而是整个盘根错节的旧秩序与利益集团。在这场斗争中，被他用作武器的锦衣卫，注定要承受所有的火力，成为士林口中十恶不赦的“坏名声”代表。
就在朱由检对着那堆弹劾奏疏，百思不得其解、满脸郁闷之际，殿外宦官通传，海关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嗣昌请求晋见。
这位被朱由检一手破格提拔、几乎一步登天的宠臣快步走入殿内，一眼便瞧见了自家陛下那愁眉不展的模样。他略一思索近来朝野风波，心下便已了然。
“陛下，”杨嗣昌行礼毕，带着一丝了然的微笑，温和开口：“臣观陛下眉宇不展，可是仍在为那锦衣卫名声之事烦忧？”
朱由检闻言，抬起眼，叹了口气：“文弱来了。正是此事，朕实在想不通，明明是为民做主的善政，为何却招致如此多的口诛笔伐？难道朕真的做错了？”
杨嗣昌从容一笑，宽慰道：“陛下所虑，在臣看来，实不足为意。陛下岂不闻‘林中木秀，风必摧之’？如今这汹汹之言，看似猛烈，实则皆出自江南士林之口，无非是些陈词滥调、泛泛空谈，于国计民生并无半分益处，徒增喧嚣罢了。”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肯定：“陛下可知，李若琏、李国禄所为，在民间市井之中，却是另一番光景？臣听闻，南京城内，寻常百姓如今见了飞鱼服，虽仍有畏惧，却亦有人敢主动上前指路，甚至道一声‘军爷辛苦’。此等景象，在我朝二百余年里，何曾有过？”
“那些士大夫奏疏里，自然不会告诉陛下，有多少被胥吏豪强欺压的升斗小民，因北镇抚司雷厉风行而拿回田产、申了冤屈；他们更不会提及，陛下特许妇人申冤之政，虽施行艰难，却终究给了那些身处绝境之人一线生机。这些实实在在的人心向背，又岂是几篇纸上空论所能抹杀的？”
杨嗣昌一番话，如同拨云见日，点明了舆论与民心的区别，也道破了士林清议的实质。朱由检听罢，紧锁的眉头终于稍稍舒展，若有所思。
朱由检沉吟片刻，继续问道：“文弱所言，朕稍得宽慰。然朕仍有一惑：“为何北方情形却大不相同？朕命锦衣卫常驻重要驿站，为往来商旅、赶考士子提供护卫，清剿沿途盗匪，保一方百姓平安。他们同样稽查不法，拿问贪墨的胥吏乃至地方豪强，为何北地的弹劾奏疏却远少于江南？反应何以如此迥异？”
杨嗣昌似乎早已料到皇帝会有此问，他从容应答：“陛下明鉴，此间差异，正在于南北地情民心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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