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收到荆本澈的奏本时，已是八月下旬。这封来自镇江府丹徒县的奏本混在一堆日常公文中，并不起眼。他展开阅览，初时只是随意浏览，但越看神色越是专注。
“荆本澈……”朱由检放下奏本，努力在记忆中搜寻这个名字。似乎有点印象，好像是某个地方的知县，不久前在镇江处置陈家的混乱场面中，确实有个知县未曾随波逐流，表现还算得体。
“徐徐推进……示之以宽，导之以理……”
这位知县说得不无道理。他想要的是长治久安，而非一时之功。张三谟的酷烈手段确实见效快，但非长久之计，也需要有荆本澈这样更懂润物细无声的官员来平衡。
想到此处，朱由检提起朱笔，在那份奏疏的末尾，批下了两个大字：“见驾。”
批完这两个字，他似乎觉得还不够，又对侍立一旁的王承恩吩咐道：“传旨丹徒县，令知县荆本澈接到旨意后，即刻安排县务，速来南京见朕。告诉他，朕对他的奏疏很感兴趣，要当面听听他还有什么‘徐徐推进’的高见。”
崇祯十三年九月初，圣旨抵达丹徒县衙。
宣旨宦官离去后，荆本澈手持那封写着“见驾”二字的朱批奏疏，独自在书房内静坐了许久。陛下的召见是殊荣，更是重担。他深知，此行绝非简单的奏对，而是关乎他对新政的谏言能否上达天听，更关乎镇江乃至东南未来治理的走向。
他首先做的，是连夜将县内钱粮、刑名、漕运等各项事务整理成册，巨细无遗地交代给县丞与主簿，尤其叮嘱了秋粮征收需公平量器、不得盘剥小民，以及几桩尚未审结的田土纠纷的处置要点。其交接之细致，仿佛不是短期觐见，而是长远离任。
离县那日清晨，天色未明。荆本澈婉拒了僚属组织的饯行，只带着一名老仆，驾着一辆半旧的骡车，悄然出了县衙后门。他特意嘱咐车夫绕道而行，经过丹徒县内几处主要的市集和漕运码头。他看着渐次苏醒的街市，码头开始忙碌的力夫，心中那份“徐徐图之”的信念愈发坚定——陛下的新政，最终是为了让这些平凡的景象能持续下去，而非陷入新的动荡。
车行至镇江府城门外，他并未入城去见知府张三谟。此刻见面，徒增尴尬，于公于私皆无益处。他只是撩开车帘，望了一眼那巍峨的城墙和森严的守军，便命车夫径直取道官路，奔赴南京。
路途上，他反复推敲面圣时可能遇到的诘问，思虑如何能将地方实务之艰难、百姓之隐衷，清晰而有分寸地禀明陛下，既不触怒天威，又能切实裨益国策。夜宿驿馆时，他仍就着昏黄的油灯，在纸上勾勒应答要点。
荆本澈到来时，朱由检还在忙着批奏疏。待王承恩提醒，才将其召入乾清宫中他经常办公的一间偏房，看着底下的那位知县，朱由检开口了，“荆本澈，先说下你的仕途，籍贯，表字，还有你是几年的进士，几年的举人。”
荆本澈闻言，立刻整肃衣冠，恭谨地回答道：“回陛下，臣荆本澈，直隶丹阳人氏。字澄源，乃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进士。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科应天府乡试中试，得中举人。”
朱由检看了他一眼，接着问道：“关于那东林书院你是何看法？”
他略作沉吟，组织了一下语言，谨慎回答道：“回陛下，无锡东林书院，始建于宋代，至万历年间，由顾宪成、高攀龙等诸公复兴。其讲堂所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联，天下传诵，激励了无数读书人心怀天下，砥砺名节，此乃其功。”
“然，”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更为审慎，“自万历末年始，朝中渐以‘东林’为帜，议论朝政，臧否人物。乃至门户渐立，党同伐异。凡不合其意者，辄斥为‘邪党’；凡附其说者，则引为‘君子’。致使庙堂之上，是非纷扰，攻讦不休，往往以意气相争，取代实务之辩。此…恐非国家之福。”
“故臣之浅见：读书讲学，明理济世，书院之本分，其功不可没。然结党营私，挟清议以干预朝柄，惑乱人心，以致国是纷纭，此则其过也。陛下临御天下，当收士人之心用于实政，而非任其空谈误国，或陷入无谓之党争。”
朱由检微微颔首，继续问道：“嗯，见解还算持平。那你与无锡东林书院那些人，或是朝中被称为‘东林君子’之辈，可有私交？是否相熟？”
这个问题更为直接，更深地触及了官员的个人交往与政治立场网络。荆本澈感到背后的目光似乎又锐利了几分。他保持着恭谨的姿态，坦然回答道：“回陛下，臣一介外官，常年辗转于地方州县，于京中交游甚少。顾、高诸公名满天下，然彼等讲学无锡、主持清议之时，臣尚在攻读举业，或于地方为微末小吏，缘悭一面，并无私谊。”
他略微停顿，继续补充道：“至于朝中诸位被称为‘东林’之大臣，臣亦多是闻其名、知其论，而少有其私。臣之志趣，在于地方刑名钱谷之实务，于朝堂清流议政之风，虽心存敬意，然自觉才疏学浅，未敢轻易附骥，亦不愿卷入门户是非之争。唯知尽忠职守，为陛下安靖地方，抚育黎民，方为臣子之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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