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问大明如今算不算中兴，答案如同一枚旋转的银元，两面皆有。
说它“算”，是因为帝国已从垂危中复苏。通过清丈田亩、推行阶梯税制，最恶性的土地兼并得到了强有力的抑制，国库岁入稳步增长，新军兵强马壮，海上贸易的利润如同江河般源源不断注入。
说它“不算”，则是因为沉疴未清。
绝大部分的膏腴之上田与中田，依然牢牢掌握在宗室、勋贵和官绅豪强手中，他们如同巨大的海绵，吸走了土地最丰沛的养分。
朱由检虽将税负定得不算苛刻，但占绝大多数的下等田，其贫瘠的产出上限就摆在那里。如今的大明百姓，多数人总算能从“求生”步入“生活”——能吃饱饭，每周饭桌上能见点荤腥，逢年过节舍得杀鸡宰鸭。
这已是太平光景，但距离“家给人足，仓廪殷实”的盛世景象，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然而，坐在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对此并不满意。
这位灵魂来自后世的皇帝，心里揣着一个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标杆。他觉得，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还应该再提高一点”。他脑海中没有“小农经济天花板”的概念，只有“为何不能更好”的执念。
好吧，若以十七世纪全球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的这位皇帝陛下，多多少少是有些“不知好歹”了。
此刻，放眼寰宇：
欧洲正深陷三十年战争的泥潭，德意志地区十室九空，易子而食并非传说。
奥斯曼帝国虽疆域辽阔，但其治下的巴尔干与阿拉伯农民，仍在沉重的税负下挣扎求生。
遥远的莫卧儿帝国，绚丽的泰姬陵背后，是无数佝偻的农奴在用血汗支撑着贵族的奢华。
可以说，在当今这个星球上，能叫得上名号的大帝国里，没有任何一国的普通平民，能像大明子民这样，基本免于战乱，享有温饱，并能看到一丝安稳度日的希望。
于是，一项被朱由检称之为“农业改革2.0”的计划被提上了日程。与之前那些天马行空、时而伴随爆炸的“发明创造”不同，这一次，皇帝是铁了心要脚踏实地，解决帝国最根本的命脉问题——如何将广袤而贫瘠的下等田，改造为能产出更多粮食的中等田，乃至上等田。
暖阁内，朱由检召来了已被授予工部郎中实职的宋应星。
“宋爱卿，”朱由检开门见山，指着桌案上关于各地田亩等级的奏报，“朕欲提升天下之下田肥力，使瘠土化为沃壤，爱卿精通格物工技，于此……可有良策见解？”
宋应星闻言，并未立刻回答。他沉吟了片刻，花白的眉毛微微蹙起，似乎在脑海中飞速翻阅着他数十年来走访南北、观察记录的无数农事见闻。他知道，陛下此问，关乎国本，绝非儿戏，必须慎之又慎。
最终，他抬起头，目光沉稳，言语间带着科学家特有的审慎：
“陛下志在厚生，臣钦佩万分。提升地力，古已有法，并非无迹可寻。然……”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凝重，“陛下需知，此非一蹴而就之事，更非可凭空造物之神技。”
他向前半步，开始条分缕析地阐述他的见解，所言皆立足于当时的农业认知与实践：
“臣游历四方，所见提升地力之法，大抵有几条路径，然皆有其限。”
“其一，广积肥壅。除人畜粪便外，河泥、草皮、腐秸、坑土，乃至煅烧骨粉，皆可积为肥料，设法送入田中。此法稳妥，然需年复一年，持之以恒，且肥源收集、转运耗费民力极巨。”
“其二，改良耕作。如推行区田法，精耕细作，保墒抗旱；或行稻肥轮作、粮豆轮作，借豆科之物回补地力。此法能保地方不衰，然欲使‘下田’跃升为‘中田’，非数年之功不可见其效。”
“其三，兴修水利。此乃根本之一。许多下田，并非土质不堪，实因灌溉无着，望天收成。若能将《泰西水法》与臣在《天工开物》中所载之龙骨水车、虹吸等器结合，广开沟渠陂塘，使旱能浇，涝能排，则产量必增。然此工程浩大，所费不赀。”
说到这里，宋应星深深一揖，道出了最核心的困难：“陛下，以上诸法，皆需投入海量人力、物力与时光，如同文火慢炖，徐徐图之。究其根本，土地之‘分等’，乃天时、地利、人力综合所致。 我等能做的，是尽人力之极限，改良其‘地利’，比如疏通水利，增施肥料。但若想彻底改变其先天禀赋，比如将一片贫瘠的沙壤直接变为膏腴之地的黏壤，或让苦寒之地的生长期凭空延长一月……此实非人力所能及也。”
他的结论清晰而务实：改良可行，但代价巨大且效果有限；而想要大规模地、本质地提升土地等级，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无疑给朱由检雄心勃勃的农业2.0计划，浇下了一盆基于现实的冷水。
朱由检听完关于土地改良那漫长而艰巨的论述，并未气馁，他话锋一转，又抛出了另一个关乎民生肉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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