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四月
一场迟到了十六年的背叛，终于在山东地界轰然爆发。说它是叛乱或许并不完全准确——这更像是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三人精心策划的一场武装叛逃。
他们利用明军调防与重新部署的间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登州城的军械库与港口，强行夺取了四十门城防用的红夷大炮，以及十门威力巨大的岸防重炮。共计五十门代表着当时东亚顶尖火力的红夷大炮，连同他们麾下最为忠心的家丁与亲兵，一并被裹挟而出。
他们随后劫持了正在登州港等待卸货的数艘商船，与早已接到消息、伪装成商队前来接应的满清船只汇合，组成一支诡异的混合船队，浩浩荡荡地驶离了大明的海岸线，向着他们心目中能给予他们功名富贵的“热土”——满清控制区扬帆而去。
山东巡抚徐从治得知消息后，如遭五雷轰顶，险些在衙门内悬梁自尽。
这并非仅仅因为部将叛逃，更因为这三位总兵带走了山东防务的核心重器，且是在他的治下，完整地将这批国之利器拱手送给了大明的死敌。无论原因为何，作为巡抚，他的政治生涯已然看到了尽头。
暖阁内，
朱由检捏着徐从治那封字字泣血、句句含悲的请罪奏疏，沉默了许久。他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脑袋里“嗡嗡”作响。
“嘶………………”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脸上并无震怒，反而充满了困惑，“这几位……是谁啊？”
他确实不感到特别愤怒。自他登基以来，造反、叛乱的文武官员多了去了，从勋贵到藩王，他早已习惯。相比之下，几千兵马的叛逃，似乎不算什么。那几十门红夷大炮虽是重大损失，但以大明如今逐渐恢复的国力和军工产能，也并非无法承受。
更重要的是，徐从治是经过整个内阁及六部堂官一致认可、推选出来的干才。他不仅能深刻理解并支持袁崇焕的辽东方略，更能很好地配合朝廷在山东的诸多新政。这样一位能臣若因此事而被一撸到底，才是更大的损失。
思虑及此，朱由检传召了刑部尚书钱龙锡、海关尚书杨嗣昌、礼部尚书黄道周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瞿式耜等几位重臣。
朱由检将徐从治那封字字泣血的请罪奏疏轻轻放在御案上，目光扫过被紧急召来的几位重臣——刑部尚书钱龙锡、海关尚书杨嗣昌、礼部尚书黄道周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瞿式耜。
“徐从治失察之罪，容后再议。” 皇帝的声音低沉，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朕现在更关心的是……奏疏里提到的另一件事。”
他抬起眼，缓缓说道：“而且……那些在登州港口接应的‘商船’。根据徐从治事后的紧急排查，这些船只的引票、船契并非伪造，皆是……合法文书。”
“那么，告诉朕。是谁，在大明境内，用着合法的身份，调动了这些船只，去支持他皇太极？”
这个问题，如同一声惊雷，在暖阁内炸响。
海关尚书杨嗣昌 反应最为迅速，他掌管海贸，深知其中关窍，立刻出列：“陛下！此事非同小可！能拥有海船且引票齐全者，非富即贵，绝非寻常海商所能为之。臣以为，当立刻彻查近半年所有前往辽东、朝鲜乃至东瀛方向的商船报备记录，严查其货物、人员及背后东主！此乃釜底抽薪之策，必须揪出此獠！”
刑部尚书钱龙锡 面色铁青的接口道：“陛下，杨部堂所言极是！此非寻常走私，实乃资敌叛国之十恶不赦之罪！一旦查实，无论其背景多深，官位多高，当以谋逆论处，夷其三族！臣请旨，刑部即刻介入，与海关总署联合稽查！”
礼部尚书黄道周 则是一脸痛心疾首，怒发冲冠：“无耻之尤！无耻之尤啊！身为大明子民，读圣贤书，受君王恩，竟行此资敌禽兽之举！礼崩乐坏，以至于斯！陛下，此等无父无君之徒，乃天下读书人之耻！必须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都察院左都御史瞿式耜则显得更为冷静，他沉吟片刻，补充道：“陛下，此事牵涉必广。能运作此事而不露明显马脚，其背后势力盘根错节。臣建议，明面上由海关与刑部严查，暗地里，或需动用厂卫之力，深挖其根系。务必一击即中，不留后患。”
十日后，济南巡抚衙门。
山东巡抚徐从治身着公服，跪在香案前，恭敬地接过了由南京八百里加急送来的圣旨。当宣旨太监朗声读完旨意后，徐从治紧绷了十余日的神经终于稍稍放松，却更感肩头沉重。
圣旨措辞简洁，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徐从治御下不严，致有叛将携炮投敌之祸，着罚俸一年，戴罪立功，即刻彻查接应叛军之船只明细，务必水落石出。
这已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陛下非但没有将他革职查办，反而给了他洗刷耻辱、将功折罪的机会。
他重重叩首，声音带着一丝哽咽：“臣……徐从治，领旨谢恩！必竭尽全力，以报陛下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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