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若想在地方上开矿，平民百姓能做到吗？
答案自然是绝无可能。
真正能在地方上开矿，并胆敢在矿税上做手脚的，正是那帮在地方上放高利贷、经营砍头息、操纵赌庄、肆意侵占百姓良田的恶霸势力。
这些人，要么是某某前朝致仕官员的姻亲故旧，要么是某某世家大族的旁支子弟，或是那些盘踞地方、树大根深的宗族势力。他们倚仗着昔日的权势或庞大的人脉网络，将国家矿脉视为私产，肆意盗采，偷漏税赋。
那么，为何少有当朝官员的亲眷敢涉足其中？
根源在于，朱由检推行了一项雷霆手段：他勒令所有在职官员，必须详尽申报个人及家族财产，并登记造册，以备核查。
此事由都察院牵头进行初步审核，随后更要经过东厂与西厂的轮番复查。一经发现瞒报、漏报，或财产来源不明者，轻则丢官去职，重则下狱问罪。
这套组合拳之下，朝中官员人人自危，皆不敢轻易纵容亲属在矿产这类敏感领域兴风作浪。朱由检以此举，犹如一道铁闸，硬生生截断了官场势力与地方矿利之间最直接的利益输送链条。
如此触及根本的政策，官员们能同意吗？
自然是万般不愿。
试想，要将自家乃至族亲的田产、商铺、银钱悉数登记在册，公之于众，无异于将最大的把柄亲手递入朝廷手中。一时间，朝野上下暗流涌动，怨声载道者不知凡几。
然而，就在这片暗涌之上，朱由检的执政核心——内阁辅臣与各部院堂官，却出人意料地率先表态，纷纷表示愿遵旨而行，配合核查。
其中，都察院左都御史瞿式耜的反应最为激烈，也最具戏剧性。他非但没有丝毫抵触，反而激动得几乎要从朝班中跳出来，高举双手，声音洪亮地慨然陈词：“陛下！此举乃是震古烁今、利在千秋的良法美政！臣，瞿式耜，举双手双脚赞成！”
他这番近乎夸张的拥护，与其说是讲给皇帝听，不如说是敲山震虎，说给满朝心怀鬼胎的同僚们听的。
作为掌管风纪宪纲的最高长官，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唯有刮骨疗毒，方能整肃吏治。皇帝此举，正是给了他一口最锋利的尚方宝剑。
有他这位“纪检首长”带头，加之内阁诸公的明确站队，那些原本还想串联抵制的官员，顿时失了声势，只得将满腹牢骚硬生生咽回肚里。
朱由检深知，反腐之剑唯有在阳光下挥舞，方能斩断贪腐的根基。因此，这项政策的核心不止于高层知晓，更要昭示天下，接受万民监督。
是的，所有官员申报的财产，均被制成黄榜，公示于天下。
例如，那位身兼刑部尚书与内阁首辅的重臣钱龙锡，其家底便被清清楚楚地张贴在了每一个县衙的告示栏上。
拥有良田：二万三千亩
名下店铺：一十二间
岁入：正俸一千石，养廉奖金三百石，各类恩赏折合约一千二百石
这串数字衡量着一位帝国首辅的财富。
不仅是他，从阁部重臣到地方知县，所有官员的财产都以同样的方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一举动，在士林与官场为之哗然，有人如坐针毡，有人暗自庆幸，更有人对仇家的财产明细细细琢磨。
市井小民则蜂拥至县衙前，对着那些曾经高不可攀的官老爷们的家产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他们第一次如此直观地看到了“官”与“民”之间的巨大鸿沟，也第一次拥有了监督官员是否贪腐的依据——若某位知县申报田产仅百亩，却被人所知广置良田千顷，那汹涌的民意便会成为最锋利的矛。
朱由检用这前所未有的透明利剑，强行斩开了笼罩在官场之上的迷雾，将权力关进了民意的笼子里。
这份公示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不仅是罗列财产，更是一份可追溯的清白证明。
每一项资产都须标明其来源、购置时间、交易价格。田地是祖产继承还是市场购置，店铺是何时开设、本金多少，均需写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经得起任何形式的推敲与核查。
那么，首辅钱龙锡对此有何反应？
这位被同僚私下观察的“钱老官”，反应出奇地平静——他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因为榜上所载一切，皆是他钱家数代勤勉、合法经营、慢慢积累下来的祖产。他一不偷税漏税，二不倚仗官身强买强卖，三更不曾盘剥欺凌家中的佃户与仆役。他的财富积累在阳光下进行，其来源清白得如同溪水，自然内心坦荡，毫无畏惧。
据说，有御史曾不信邪，亲自带队去核查钱家的田庄账目，结果发现钱家对待佃户的租子竟比官定标准还低一成，且逢灾年必减租。此事传出，钱龙锡的声望不降反升。
他的坦然，恰恰成为了这项新政最有力的注脚。它向天下人宣告：天子要打击的，从来不是合法的财富积累，而是那些隐藏在权力阴影下、见不得光的肮脏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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