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黎明，孙昌祚率领着倾巢而出的常州卫八千精锐，水陆并进，终于抵达宜兴城下，与据城死守的卢象升成功会师。浩荡的船队与绵延的行军队列为这座孤城注入了强心剂，城头守军与百姓眼见王师旌旗，无不欢呼雀跃。
然而，孙昌祚带来的，远不止是生力军。
在县衙临时充作行辕的大堂内，孙昌祚屏退左右，仅留卢象升与心腹数人。
他卸下头盔，脸色铁青，从怀中取出一份染着汗渍的紧急密报，双手呈给卢象升，“部堂……刚接到的消息。常州府城……未放一矢，已……不战而降。”
短短一句话，却让堂内温度骤降。卢象升接过密报的手指微微一僵。
孙昌祚继续汇报，“据溃兵及侥幸逃出的官吏所述，府城内外士绅联手发难，控制衙署，开关迎‘义师’。如今，整个常州府地界，除我宜兴一县仍在朝廷之手，武进、无锡、江阴、靖江乃至府城，已尽数陷落。 叛军正在各城换旗募兵，气焰极为嚣张。”
他顿了顿，抬眼看向卢象升，声音更低，“末将沿途所见所闻，恐不止于此。流言四起，皆言……不止常州，南直隶各府，除应天府因太子殿下坐镇，暂未见大变，其余苏州、松江、镇江、安庆……乃至扬州、淮安，恐多已……‘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
卢象升咀嚼着这四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字眼，他缓缓展开那份密报，目光扫过上面简略却触目惊心的描述。
事实上，卢象升此刻尚不知晓，局势远比孙昌祚口中的流言更为严峻、更为彻底。
就在这一夜之间，依托于盘根错节的乡绅宗族网络和长期潜伏的力量，在有人统一协调或默契配合下，整个南直隶，除帝国留都南京所在的应天府因太子朱慈烺坐镇、戒备森严且是政治象征暂未易帜外，其余十四个府级行政区，竟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戈！
那些曾经饱享朝廷优容、读着圣贤书的“士林楷模”、“地方柱石”，此刻纷纷撕下伪装，以“朝廷无道”、“君臣失德”、“顺应天命”等冠冕堂皇的理由，公然举旗反叛。
他们接管城池，控制粮仓武库，征发壮丁，并向北方的“新主”满清和各地的叛乱盟友们传递着“易帜成功”的消息。
江南，这片帝国最富庶、税赋所倚的根基之地，在朱由检父子全力应对北方狼烟之际，其看似稳固的表皮下，早已被蛀空。
如今，只在朱慈烺坐镇的南京城，还飘扬着大明的旗帜，其余广袤区域，已然“山河变色”。宜兴，连同卢象升和孙昌祚这支孤军，已不仅仅是常州府的孤岛，更是陷入了整个叛变江南的滔天浊浪之中，四面八方，皆为敌境。
当然，尽管南直隶在名义上几乎全境“易帜”，但朱由检当年不拘一格、破格擢升的许多“微末之士”与实干将领，仍在各自的绝境中，迸发着惊人的忠诚与韧性。
兼任镇江卫与广德卫指挥的赵信，在得知府城官员叛变后，立即收拢两卫尚能控制的兵马，退守险要，扼守交通。
和州卫指挥使李振彪，在叛军使者持“劝降书”入营时，当众将其斩杀祭旗，誓言与营垒共存亡；
扬州卫指挥使张莽，身处叛变核心区域，却迅速肃清内部不稳分子，依托运河工事，构建防线，摆出了死战架势。
孙昌祚更是已率全军与卢象升会师，将宜兴变成了一根刺入叛军腹地的钢钉。
然而，更多由朱由检亲手提拔、素以忠直敢言、廉洁勤勉着称的中下层武官——那些指挥使、同知、佥事、千户们——却未能等来施展抱负的机会。
他们中的许多人，几乎在叛乱爆发的同一夜，便在自己的军营、衙署甚至寝帐之内，被突如其来的刀斧加身，擒拿、斩杀，首级被悬于旗杆之上。
悲剧的根源，直指一个冰冷而现实的窘境：钱。
朱由检赏识他们的才能与品格，给予了官职与信任，却无法像对待赵信、李振彪、张莽、孙昌祚等那样，额外拨付巨额的银两——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两的白银，用以招募、装备、厚养一支完全由家世清白、根底可靠的同乡子弟或久经考验的老卒组成的核心家丁部队。
这些忠诚的军官，大多只能依靠朝廷有限粮饷和自身威望，勉强控制着麾下那些成分复杂、不乏兵痞世卒的卫所军队。
他们只能在关键岗位上，安插自己为数不多的亲信、子侄或同乡。然而，在叛乱者许下的巨大利益——良田、宅邸、官职、以及堆积如山的现银面前，人性中贪婪的弱点被无限放大。
莫说是寻常部属、结义兄弟，便是血脉至亲，在足以颠覆阶层的巨大诱惑前，反目成仇也屡见不鲜。
这些军官的悲剧，恰恰在于信错了人。他们信任的同乡，或许早被收买；他们倚重的子侄，可能志大才疏或心怀怨望；
他们提拔的部下，或许本就与地方豪强暗通款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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