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的北京，许愿裹紧了身上的棉袄，站在略显空旷的北京站月台上，呼出的气息在冰冷的空气中凝成短暂的白雾。他身边，林小曼穿着一件崭新的、挺括的深灰色呢子大衣，围着条大红色的羊毛围巾，衬得她脸颊愈发白皙。脚边放着一只半旧的棕色人造革旅行箱，上面贴着几张崭新的行李标签，目的地清晰地印着：上海。
“这次去多久？”许愿的声音被站台嘈杂的人声和远处机车的汽笛声冲淡了些许。
“团里说，上海演完，可能还要去一趟广州。”林小曼拢了拢被风吹乱的鬓发，眼神里有忙碌带来的疲惫，也有面对新舞台的兴奋，“广州那边有个重要的文化交流节，点名要我们团带新排的《丝路花雨》选段去。顺利的话…也得小半个月。”
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广州。地图上遥远的距离，在这个通讯和交通都远不发达的年代，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分离。
几天前，她从北京歌舞团调入中国东方歌舞团，事业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键。新单位规格更高，承担的文化交流任务更重，舞台更大，随之而来的，就是频繁的排练、审查和天南地北的演出。
“照顾好自己。”许愿把手里拎着的一个网兜递给她，里面装着几个洗好的苹果和两包桃酥，“车上吃。到了记得写信，或者…找地方打个电话回来。”他知道长途电话在这个年代有多麻烦，需要转接，需要等待，常常是说了没几句就匆匆挂断。
“嗯，我知道。”林小曼接过网兜，指尖碰到许愿冰凉的手背，微微一顿。她抬眼看着他，欲言又止。新婚燕尔的甜蜜尚未完全沉淀，生活的节奏就被这突如其来的忙碌切割得支离破碎。
“呜——！”刺耳的汽笛声再次拉响，绿色的长龙缓缓驶入站台，车厢门哐当哐当地打开，人流开始涌动。
“车来了！”林小曼提起箱子，语速加快，“你在家也记得按时吃饭，别一写起来就忘了时辰。晚上炉子封好，别着凉……”她像所有即将远行的妻子一样，絮絮叨叨地叮嘱着。
“放心吧。”许愿接过她的箱子，帮她挤上拥挤的车厢。硬座车厢里早已人满为患，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过道上也站满了人，弥漫着烟味、汗味和方便食品混合的复杂气味。许愿艰难地帮她把箱子塞到座位底下，又嘱咐邻座看起来面善的大姐帮忙照看一下。
“快下去吧，车要开了！”林小曼站在座位旁，隔着车窗玻璃对他喊。
许愿跳下月台。隔着厚厚的、布满灰尘和划痕的车窗玻璃，他看到林小曼的脸，她努力地笑着，对他挥着手。他也抬起手挥了挥。汽笛长鸣，车轮与铁轨摩擦发出巨大的“哐当”声，列车开始缓缓移动，越来越快。林小曼的脸庞在车窗后迅速变小、模糊，最终消失在长长的绿色车厢尽头，只留下空荡荡的铁轨和站台上弥漫的煤烟气味。
许愿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直到站台上的工作人员开始清场，才转身随着稀疏的人流走出车站。深秋的寒风扑面而来，带着一种空旷的凉意。他紧了紧棉袄的领口，独自一人坐上回南锣鼓巷的公共汽车。车厢里人不多，晃晃悠悠，车窗外的街景灰扑扑的，行人裹着厚厚的冬装，行色匆匆。
推开四合院的朱漆大门，一股熟悉的、混合着书籍和木头清冷的味道扑面而来，却比往日更显空旷和寂静。院子里，那辆天蓝色的永久26型女士自行车孤零零地支在海棠树下，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
他脱下棉袄挂好，坐到书案前。拿起钢笔，吸饱墨水，目光落在稿纸上未写完的段落：
朱重八同志，哦不，现在该叫朱元璋了，终于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龙椅。可这龙椅，真不是那么好坐的。北边有虎视眈眈的蒙古人（现在叫北元了），南边有还没完全搞定的陈友谅余部，朝堂上呢，淮西的老兄弟们和浙东的读书人正互相瞅着不顺眼，天天吵吵嚷嚷……
笔尖悬在纸页上方，却迟迟落不下去。窗外风声呜咽，吹得窗棂微微作响。屋子里太安静了，静得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以往这个时候，林小曼多半在家。她会在西厢房练功，压腿时偶尔发出一两声轻微的抽气；或者听收音机，调到音乐台，跟着哼唱几句；再不济，就是在厨房里鼓捣点吃的，锅碗瓢盆叮当作响。这些细微的声响，构成了许愿写作时最安心的背景音。
而现在，只有一片寂静。这寂静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下来，让人有些喘不过气。他试图集中精神，想象朱元璋坐在奉天殿上焦头烂额的模样，可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南方。小曼现在到哪了？火车过了天津？车上那么挤，她坐得舒服吗？带的干粮够不够？上海那边天气如何？听说南方湿冷，她带的衣服够不够暖？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许愿的生活被严格地切割成几个部分：写作，吃饭，睡觉，等待。
写作成了他抵御孤独和思念最有力的武器。他强迫自己沉浸到明朝的历史烟云中，在故纸堆里挖掘那些尘封的细节，用幽默的笔触化解历史的沉重。他写朱元璋的猜忌与勤勉，写朱棣的雄才大略与冷酷，写于谦的力挽狂澜，写海瑞的耿直迂阔……笔下的世界越热闹，现实的屋子就显得越冷清。他常常写到深夜，直到炉火将熄，手脚冰凉，才惊觉时间的流逝。书案上的稿纸越堆越厚，《明朝那些事儿》的章节一篇篇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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