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部的小食堂里，陈工端着餐盘在我对面坐下，米饭的热气模糊了他的黑框眼镜。
“咱们这儿的大米，可是有名堂的。”他用筷子拨了拨盘中雪白的饭粒，“江城特有的小气候，一年只产一季，吸饱了春夏的雨水和阳光。”
我扒拉一口，米粒Q弹香甜，确实与城市里吃到的不同。
“就为这米，咱们变电站也得建起来。”陈工笑着说，眼角挤出几条深深的皱纹，“更别说那些藏在山里的村子，等着咱们的电呢。”
这是我来到江城工代的第三周。项目部坐落在城郊一片平地上，两层简易楼房，白墙蓝顶，背后是连绵的青山。院子里种着几棵广玉兰，正值花期，大朵大朵的白花藏在厚实的绿叶间，像是羞于见人的大家闺秀。偶尔风过，才送来一缕淡香。
而更浓郁的是橘子花的香气，从项目部栅栏外那片果园飘来，甜得让人恍惚。几棵柚子树散立周围，青涩的果子刚刚成形，隐藏在枝叶间。
我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十平米左右，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一个书柜，一组铁皮文件柜。窗外正对着远山，天气好时，能看到山顶那座小亭子的轮廓。这是我工作十年来，第一次拥有独立办公室。
每天早晨，我会从城区的酒店出发，乘坐项目部的通勤车，沿着蜿蜒的江岸公路行驶约四十分钟，抵达项目部。傍晚再原路返回。路上风景从不重复——江面的雾气时浓时淡，山色随阳光变换深浅，路边的野花一批批地开，又一批批地谢。
这个周末，我没有像往常一样睡懒觉，而是早早起床，去了离酒店不远的森林公园。
公园里几乎全是本地人。老人提着鸟笼，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操着方言轻声交谈；偶尔有跑步的年轻人从我身边掠过，带起一阵微风。
我沿着主路慢慢走，拐上一条僻静的小径。路旁的指示牌显示，这条小路通往山顶的观景台。越往上走，人声越远，只有鸟鸣和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在一处转弯，我突然看见一棵巨大的广玉兰，比项目部院里的那些要高大多了，满树繁花，在晨光中熠熠生辉。
树下站着一位老人，约莫七十岁年纪，满头银发，身着白色太极服，正凝神看着树干。
“这棵树有一百二十年了。”老人注意到我，用带着当地口音的普通话说，“我小时候，它就在这里。”
我走近些，看见树干上挂着一块小小的牌子，字迹已经模糊，只能勉强辨认出“光绪年间”几个字。
“您是这里的常客？”我问。
老人微微一笑：“每天都来。这棵树看着我长大，我看着它变老。”
我们聊了起来。老人姓李，退休前是本地中学的历史老师。知道我是来建变电站的工程师，他眼睛亮了。
“电是个好东西啊。”他说，“我小时候，家里点煤油灯，后来通了电，第一盏电灯亮起来的时候，我们全家围着看了一晚上。”
下山时，李老师指着远处一片山谷：“那就是你们变电站的位置吧？”
我点点头。
“那里曾经有个老变电站，五十年代建的，早就退役了。”他说，“我父亲还参与过建设呢。”
周一回到项目部，我特意查了资料，果然在档案室里找到了老变电站的照片——低矮的砖房，简陋的设备，与我们现在设计的现代化智能变电站天差地别。
吃午饭时，我和陈工说起这事。
“李老师？是不是叫李文明？”陈工问，“那可是咱们江城的文化名人，写过本地风物志的。”
看来下次见面，我得向李老师要一本他的书。
随着雨季来临，项目进展遇到了困难。连续一周的降雨使得工地泥泞不堪，基础开挖工作被迫暂停。更麻烦的是，附近村民对征地补偿仍有异议，尽管之前的协调会已经开过三次。
那个周五下午，我们又和村民代表在项目部会议室坐下来。来的五位代表中，领头的是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皮肤黝黑，手指粗壮，一看就是常年劳作的人。
“不是我们不讲道理。”他说，“那片地里有三座祖坟，迁坟不是小事，得选吉日，做仪式。”
我们项目部的王总点头表示理解：“张村长，这个我们完全尊重本地的风俗。时间可以按照你们选的日子来，仪式费用我们也可以承担。”
“还有，变电站建成后，那个电磁波，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另一位村民问，“我儿子媳妇刚生了孩子，就住在离这不远的新房里。”
这个问题在之前的会议上已经解释过多次，但我明白，疑虑不会因一次解释就消除。陈工拿出准备好的资料，又一次详细解释起来：安全标准、防护距离、监测数据……他讲得耐心，但我知道村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纸上的保证。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最终达成了一些共识，但征地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会后，王总把我叫到办公室：“下周你跟我一起去村里走访一下，咱们得了解他们真正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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