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窗户将午后的阳光切成斜斜的几块，落在王维艰的办公桌上。他小心翼翼地从抽屉里取出那只印着模糊广告logo的打火机，拇指在滑轮上摩挲了好几下，才舍得按下。
“咔嚓—咔嚓—”，第三次，才有一簇小小的火苗怯生生地冒出来。
“王工，您这打火机该退休了吧？”新来的小李探头笑道，“门口小店才卖一块钱，换个新的呗。”
王维艰微微摇头，等那火苗稳定了，才点燃嘴角那根已经有些弯曲的香烟，“一块钱也是钱，能省则省。”
新能源部的办公室宽敞明亮，电脑主机低沉的嗡鸣与键盘敲击声构成了现代工作的背景音。而王维艰，就像是这现代化图景中一个不协调的影子——他那张掉漆的办公桌上，钢笔代替了部门统一配发的签字笔，泛黄的陶瓷茶杯取代了一次性纸杯，就连打印图纸，他也总是坚持双面使用打印纸，说是“背面还能打草稿”。
部门里的年轻人私下里都叫他“旧社会”，倒不含恶意，只是觉得这位工作近三十年的老工程师，活得像个时代的错版。
“王工，下午去现场勘查，一起走吧？”主任推门进来，“天热，大家记得多带几瓶水。”
众人纷纷起身，从部门角落的箱子里各取一瓶矿泉水。唯有王维艰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褪色的军用水壶，轻轻晃了晃，“自带足了，单位的瓶装水两块一瓶，太贵。”
几个年轻人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
去勘测现场的路上，烈日如火。新能源部的项目大多在郊外，车程漫长而枯燥。到达目的地后，大家顶着日头工作了两小时，个个汗流浃背。
“收工收工！回去我请客，大家吃个便饭。”主任抹着额头的汗宣布。
车内顿时响起一阵欢呼。
饭店不算高档，但干净整洁。服务员递上菜单，大家轮流点菜——清蒸鲈鱼、糖醋排骨、时令蔬菜，轮到王维艰时，他盯着菜单看了许久，眉头渐渐锁紧。
“这面条不错，”他抬头对众人说，“一碗面扎实，顶饱又实惠。”
气氛突然有些凝滞。主任赶紧打圆场：“王工，不用替我省，说好我请客的。”
王维艰却像是没领会，反而认真地解释：“我不是客气。现在日子好了，但也不能浪费。一人一碗面，配上小菜，既营养又节俭，多好。”
最后当然是按照原计划点了八菜一汤，只是整顿饭期间，王维艰吃得很少，偶尔夹一筷子青菜，慢条斯理地咀嚼，仿佛在计算每一口的价格。
饭后，大家各自回家。王维艰没有直接回公寓，而是拐进了单位后面的老小区。这里的楼房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的，墙皮斑驳，楼道昏暗。
他爬上五楼，掏出钥匙。门开的那一刻，一股旧书籍和樟脑丸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
不到六十平米的房子，几乎被书籍和图纸填满。客厅的沙发上铺着洗得发白的毛巾毯，电视机还是那种大背头的款式，阳台上的几盆绿植却长得郁郁葱葱。
王维艰换了家居服，走进卧室。床头柜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一对中年男女带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站在一片庄稼地前。照片上的男人与王维艰有几分相似，都是瘦削的脸型，高挺的鼻梁。
他凝视照片许久，才从床头抽屉里取出一个铁盒子。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叠整齐的信件和一本薄薄的存折。他小心翼翼地翻看着那些已经毛边的信纸，手指轻轻抚过上面的字迹。
“爸、妈，这个月项目奖金发了，我又存了些钱...你们在那边不用担心...”他低声自语，像是汇报，又像是承诺。
第二天是周末，王维艰照例去了城郊的养老院。
“刘工，我来看您了。”他轻车熟路地走进一个房间，朝坐在窗边的老人打招呼。
老人抬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维艰啊，你来啦。”
王维艰从包里拿出新买的羊毛袜和一盒软糕，“天快转凉了，给您带了双袜子。这糕点软和，您牙口不好也能吃。”
“又乱花钱，”老人嗔怪道，眼角却堆起了笑纹，“上次带的我还没吃完呢。”
刘工是设计院退休的老总工，无儿无女，王维艰照顾他已经快十年了。两人聊了会天，王维艰便推着轮椅带老人到院子里晒太阳。
“听说你又被人叫‘旧社会’了？”刘工忽然问道，眼睛眯成一条缝。
王维艰苦笑：“您消息真灵通。”
“节俭不是吝啬，年轻人不懂。”老人望着远处，“他们没挨过饿，没经历过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日子。”
“时代不同了，现在条件好了，我的确显得格格不入。”
刘工摇摇头：“记得我跟你讲过的‘火种’故事吗？”
“记得，您说困难时期，全村就剩一盒火柴，大家轮流借火，一把火种传遍整个村子。”
“那不是故事，是真事。”老人目光深远，“那时候，一簇火苗就是希望。现在啊，打火机一块钱一个，火苗随手可得，可人心里的火种，反而快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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