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第一次对国际工程部副经理周振邦产生怀疑，是在那个被赤道阳光烤得发软的午后。
雅加达项目部办公地，周振邦站在白板前，白衬衫领口泛黄，手里的马克笔在白板上划出断断续续的线条。
“电压不稳的问题，”越南业主代表陈先生用带着口音的英语说，“已经影响了整个工业园区的生产。”
窗外，东南亚的太阳正炙烤着大地，会议室里的空气黏稠得能拧出水来。周振邦在白板上画着系统图，箭头交错，符号密布，像一张精心编织的蛛网。
“我们需要时间，”周振邦的笔尖在白板上轻轻敲打，发出啄木鸟般的声响，“电力系统很复杂，就像人体经络——”
张江坐在后排，看着周振邦的白板。那些线条优美流畅，逻辑严密自洽，像一首精雕细琢的十四行诗。可惜，诗解不了越南工厂的困境。流水线因为电压骤降而停摆，工人们站在机器旁，像迷失在麦田里的守望者。
“他在编织语言的金缕衣，”张江在当天的工程日志里写道，“遮盖的是无能为力的躯体。”
那是怀疑的种子，埋进了张江职业信仰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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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在湄公河三角洲的雨季。
暴雨如注，河水暴涨，临时搭建的变电站危在旦夕。张江连夜制定了三套应急方案，包括最坏的搬迁计划。视频会议上，周振邦的影像在屏幕里闪烁不定。
“不能撤，”周振邦的声音隔着千山万水传来，带着电流的杂音，“撤了就是承认设计缺陷。”
“周总，水位还在上涨，”张江盯着监控画面里汹涌的河水，“再不下决定，设备就保不住了。”
周振邦沉默了。张江能听见电话那端轻微的呼吸声，像远处潮汐的起落。
“启动备用发电机，”良久，周振邦说，“加强堤防。我相信我们的设计经得起考验。”
那夜，张江和工人们冒雨奋战到天明。他们用沙袋筑起临时堤坝，水泵的轰鸣声与暴雨合奏出一曲悲壮的交响。雨水顺着安全帽的边缘流下，在张江眼前形成一道水帘。透过这帘幕，他看见周振邦的决策像精致的瓷器——美丽，易碎，经不起现实的轻轻一碰。
天亮时分，雨停了，变电站保住了。但张江知道，这不是周振邦的“相信”带来的奇迹，而是工人们满身泥泞换来的侥幸。
回到宿舍，张江在潮湿的笔记本上写下：“领导者不该是吟游诗人，用华丽的辞藻粉饰困境。他应该是灯塔，哪怕光芒微弱，也要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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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张江彻底醒悟的，是哈萨克斯坦的风雪夜。
零下三十度，北风如刀。阿克套项目的输电线路出现大规模覆冰，三条主干线跳闸，整座城市陷入黑暗。
应急指挥部里，哈方代表、技术专家、施工团队挤作一团。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焦虑，呼出的白气在灯光下交织升腾，像无数不安的灵魂。
周振邦站在人群中央，依旧衬衫笔挺。他打开笔记本电脑，投影仪在墙上投出精美的PPT。动画演示，数据曲线，对比分析——一场视觉的盛宴。
“根据我们的模拟计算，”周振邦切换着幻灯片，“覆冰将在二十四小时后自然融化。”
哈萨克斯坦的老工程师穆拉特猛地站起来，拳头砸在桌上，震得咖啡杯叮当作响：“二十四小时？城市会变成冰窖！医院里的病人怎么办？”
张江走到窗前，在结霜的玻璃上画了一个问号。窗外，雪片纷飞，世界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他想起大学时读过的《乞力马扎罗的雪》，想起那只冻死在雪山上的豹子——它到底在寻找什么？
“周总，”张江转身，声音平静得让自己都惊讶，“我建议立即启动融冰装置，虽然这会损坏部分设备，但能尽快恢复供电。”
周振邦的笑容僵在脸上：“你知道那套设备的价值吗？数千万的投资——”
“你知道数万居民在黑暗中等一夜的价值吗？”张江第一次打断领导的话。
会议室静得能听见暖气片的流水声。所有人都看着周振邦，这个平日里口若悬河的男人，此刻却像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嘴唇微张，却发不出一个音符。
那一刻，张江看见了真相：周振邦不是不愿意解决问题，他是真的不知道如何解决。那些华丽的PPT，那些流畅的系统图，那些听起来头头是道的分析，都只是他精心编织的茧，把自己包裹在专业与权威的假象里。
“他活在理论的真空里，”张江后来对同事说，“而我们，都在现实的重力下挣扎。”
那夜，张江越级请示，启动了融冰装置。电力在两个小时后就恢复了，设备损伤的代价是三百万元。周振邦在第二天的总结会上，依然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把这次成功处置归功于自己的“精准预判”和“科学决策”。
没有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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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国内，张江递交了转部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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