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媚娘有孕的消息，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瞬间在朝堂内外激起了层层涟漪。
官方诏书以“社稷之福，皇嗣绵延”为由，宣告天下，并大赦囚徒，减免赋税，一时间，长安城内外充满了喜庆的气氛。百姓们感念晋王妃辅政以来的种种德政，纷纷焚香祷告，祈求王妃安康，早诞麟儿。
然而，在这普天同庆的表象之下，权力的深潭中，暗流开始以更加复杂的方式涌动。两仪殿内，往日里挥斥方遒、决策千里的武媚娘，不得不放慢了节奏。
武媚娘妊娠初期的反应颇为强烈，时常呕吐、眩晕，御医叮嘱需静心养胎，不宜过度操劳。
尽管她依旧每日听取裴炎、刘祎之等心腹重臣的禀报，批阅最重要的奏章，但那股锐利逼人、事必躬亲的锋芒，不可避免地有所收敛。
李贞的表现无可挑剔。他每日处理完军政要务，必会抽时间陪伴在武媚娘身边，亲自过问饮食起居，眼神中充满了即将为人父的喜悦与对妻子的关切。
他甚至在朝会上公开宣布，王妃身系皇嗣，关乎国本，一切政务以王妃凤体安康为重，若有要务，皆可送至两仪殿由王妃定夺，或由他代为处理。
这份体贴入微，在旁人看来，是伉俪情深，是摄政王对妻子的尊重与爱护。
但只有身处权力旋涡中心的少数人，才能隐约察觉到，这份“体贴”背后，所悄然开启的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权力格局调整。
李贞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具体的政务革新之中。他并未直接挑战武媚娘建立的文官体系和军事布局，而是另辟蹊径，着手构建一套看似辅助、实则可能分权的新体系。
一日，在武媚娘因孕吐不适，提前结束议事后，李贞独自留在两仪殿偏殿，召见了户部、工部几位侍郎以及几位他暗中考察已久的年轻官员。他铺开一份自己精心绘制的草图，上面清晰地标注着几个新的部门构想。
“如今百业待兴，旧有六部九寺之制，虽体系完备，然职责交叉，效率有待提升。”李贞指着草图，对众人说道，“本王意欲奏请陛下，于尚书省下，增设数署，专司要务，以顺应时势。”
他指向第一个框格：“设‘泉部’，总掌天下钱法、税赋、贸易、市舶，厘清旧制，鼓励通商，充盈国库。”——此举将原本属于户部的大量财权剥离出来，由专署负责。
“设‘司农寺’，专管农桑、屯田、水利、粮储，推广新式农具、良种，保障根本。”——将工部、户部中涉及农业的职能整合强化。
“设‘将作监’，统辖百工，营造宫室、陵寝、道路、桥梁，并研制军械。”——进一步明确和扩大工部的技术职能。
“设‘转运司’，总管漕运、驿站、官道修缮，保障物资流转、政令畅通。”——这是一个全新的、至关重要的物流与信息枢纽。
这些新设的“署”或“监”，其长官品级虽暂定为从三品或正四品，低于六部尚书，但职权清晰，直接对摄政王负责，其未来地位，显然意在与传统的六部并立，甚至在某些领域形成超越。
李贞选拔的负责人，也颇具深意。
泉部侍郎由一位曾在江南管理市舶、以精明干练着称的官员担任；司农寺卿则是一位在地方颇有政绩、精通农事的寒门子弟；将作监和转运司的主官，更是他从军中工程营和晋王府旧吏中破格提拔的实干型人才。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背景相对简单，与朝中盘根错节的文官集团瓜葛较少，且都对李贞个人抱有知遇之恩。
与此同时，李贞以“王妃需静养，本王亦需分担”为由，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议政堂”。
每日清晨，在正式朝会之前，他会与裴炎、刘祎之、程务挺以及几位新署长官，先行商议一日大事。这个小型会议，逐渐成为实际上的决策核心。
虽然武媚娘的心腹裴炎、刘祎之仍在其中，但李贞通过引入新面孔和掌控议题方向， 间接地影响着决策的平衡。
更引人注目的，是李贞在地方推行的“乡老议政”之制。
他下诏，各州县可推选德高望重、熟知民情的族老、乡老，组成“乡绅议会”，可参与评议地方官施政得失，荐举本地贤能，甚至对地方赋税、徭役等事项拥有一定的咨议权。
诏书中还明确，表现优异的乡老，可被荐举至州县任职。
这套制度，看似是吸纳民间智慧、安抚地方豪强，实则是在传统的科举、察举之外，开辟了一条新的选官渠道，并试图在基层构建起一套制衡地方官府（其中不少官员是武媚娘通过科举提拔的）的力量。
这些举措，循序渐进，理由充分——或是为了提高效率，或是为了体察民情，或是为了分担王妃辛劳，让人难以直接反对。
武媚娘卧于榻上，听着苏慧娘和裴炎等人每日的禀报，心中明镜一般。她看得出李贞每一步的用意，那是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权力回收与制度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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