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媚娘有孕的消息,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瞬间在朝堂内外激起了层层涟漪。
官方诏书以“社稷之福,皇嗣绵延”为由,宣告天下,并大赦囚徒,减免赋税,一时间,长安城内外充满了喜庆的气氛。百姓们感念晋王妃辅政以来的种种德政,纷纷焚香祷告,祈求王妃安康,早诞麟儿。
然而,在这普天同庆的表象之下,权力的深潭中,暗流开始以更加复杂的方式涌动。两仪殿内,往日里挥斥方遒、决策千里的武媚娘,不得不放慢了节奏。
武媚娘妊娠初期的反应颇为强烈,时常呕吐、眩晕,御医叮嘱需静心养胎,不宜过度操劳。
尽管她依旧每日听取裴炎、刘祎之等心腹重臣的禀报,批阅最重要的奏章,但那股锐利逼人、事必躬亲的锋芒,不可避免地有所收敛。
李贞的表现无可挑剔。他每日处理完军政要务,必会抽时间陪伴在武媚娘身边,亲自过问饮食起居,眼神中充满了即将为人父的喜悦与对妻子的关切。
他甚至在朝会上公开宣布,王妃身系皇嗣,关乎国本,一切政务以王妃凤体安康为重,若有要务,皆可送至两仪殿由王妃定夺,或由他代为处理。
这份体贴入微,在旁人看来,是伉俪情深,是摄政王对妻子的尊重与爱护。
但只有身处权力旋涡中心的少数人,才能隐约察觉到,这份“体贴”背后,所悄然开启的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权力格局调整。
李贞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具体的政务革新之中。他并未直接挑战武媚娘建立的文官体系和军事布局,而是另辟蹊径,着手构建一套看似辅助、实则可能分权的新体系。
一日,在武媚娘因孕吐不适,提前结束议事后,李贞独自留在两仪殿偏殿,召见了户部、工部几位侍郎以及几位他暗中考察已久的年轻官员。他铺开一份自己精心绘制的草图,上面清晰地标注着几个新的部门构想。
“如今百业待兴,旧有六部九寺之制,虽体系完备,然职责交叉,效率有待提升。”李贞指着草图,对众人说道,“本王意欲奏请陛下,于尚书省下,增设数署,专司要务,以顺应时势。”
他指向第一个框格:“设‘泉部’,总掌天下钱法、税赋、贸易、市舶,厘清旧制,鼓励通商,充盈国库。”——此举将原本属于户部的大量财权剥离出来,由专署负责。
“设‘司农寺’,专管农桑、屯田、水利、粮储,推广新式农具、良种,保障根本。”——将工部、户部中涉及农业的职能整合强化。
“设‘将作监’,统辖百工,营造宫室、陵寝、道路、桥梁,并研制军械。”——进一步明确和扩大工部的技术职能。
“设‘转运司’,总管漕运、驿站、官道修缮,保障物资流转、政令畅通。”——这是一个全新的、至关重要的物流与信息枢纽。
这些新设的“署”或“监”,其长官品级虽暂定为从三品或正四品,低于六部尚书,但职权清晰,直接对摄政王负责,其未来地位,显然意在与传统的六部并立,甚至在某些领域形成超越。
李贞选拔的负责人,也颇具深意。
泉部侍郎由一位曾在江南管理市舶、以精明干练着称的官员担任;司农寺卿则是一位在地方颇有政绩、精通农事的寒门子弟;将作监和转运司的主官,更是他从军中工程营和晋王府旧吏中破格提拔的实干型人才。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背景相对简单,与朝中盘根错节的文官集团瓜葛较少,且都对李贞个人抱有知遇之恩。
与此同时,李贞以“王妃需静养,本王亦需分担”为由,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议政堂”。
每日清晨,在正式朝会之前,他会与裴炎、刘祎之、程务挺以及几位新署长官,先行商议一日大事。这个小型会议,逐渐成为实际上的决策核心。
虽然武媚娘的心腹裴炎、刘祎之仍在其中,但李贞通过引入新面孔和掌控议题方向, 间接地影响着决策的平衡。
更引人注目的,是李贞在地方推行的“乡老议政”之制。
他下诏,各州县可推选德高望重、熟知民情的族老、乡老,组成“乡绅议会”,可参与评议地方官施政得失,荐举本地贤能,甚至对地方赋税、徭役等事项拥有一定的咨议权。
诏书中还明确,表现优异的乡老,可被荐举至州县任职。
这套制度,看似是吸纳民间智慧、安抚地方豪强,实则是在传统的科举、察举之外,开辟了一条新的选官渠道,并试图在基层构建起一套制衡地方官府(其中不少官员是武媚娘通过科举提拔的)的力量。
这些举措,循序渐进,理由充分——或是为了提高效率,或是为了体察民情,或是为了分担王妃辛劳,让人难以直接反对。
武媚娘卧于榻上,听着苏慧娘和裴炎等人每日的禀报,心中明镜一般。她看得出李贞每一步的用意,那是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权力回收与制度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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