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路的“四明会馆”，檀木香混着烛油的气息漫过雕花门槛，檐角的铜铃被风撞得叮当响，像在念着祖辈的名字。可今儿这香气却被火药味冲了——穿短打的汉子正把神龛往地上掀，紫檀木的供桌裂成两半，供品撒了满地，光绪年间的青瓷香炉摔在青石板上，碎瓷混着香灰，像堆被砸烂的忠魂。
杜月笙站在对面的钱庄门廊下，手里捏着块褪色的绸帕，是会馆理事陈先生的母亲绣的，上面“同乡互助”四个字磨得发淡，却还能看出针脚里的暖。他看着陈先生被按在“先贤祠”的牌位前，额头被枪托砸得淌血，血珠滴在“抗英志士”的木牌上，把“英”字的最后一笔染成了黑。
“带头的是‘花项虎’，”阿笙往冻僵的手心里搓着碎冰，“原是会馆的账房，当年卷走同乡捐的赈灾款去娶小老婆，被陈先生打断了胳膊赶回老家。现在靠着汪伪政府的民政厅厅长，带着人回来抢会馆，说要改成‘皇协军俱乐部’，把同乡会的产业全充公，还说‘什么同乡情谊，不如皇军的枪杆子硬’。”
花项虎的断臂用根铁皮固定着，正用脚踩着陈先生的水烟袋，烟袋锅里的烟丝混着血沫被碾成泥。“陈老头，别给脸不要脸，”他用匕首挑着会馆的会旗往火盆里送，“厅长说了，明儿再不交地契，就把你这堆牌位全烧了，你那宝贝孙子，正好送去给皇军喂马！”
他身后的伪军们哄笑起来，有人把同乡寄存的棺木撬开，说“看看里面有没有金条”，有人用刺刀挑着香烛往泥里踩，最缺德的是个豁嘴副官，竟把陈先生孙子阿福的长命锁挂在狗脖子上，锁上的“永康”二字被狗舔得发亮，引得伪军们一阵狂笑。
阿福躲在戏台的幕布后，怀里抱着个铁皮盒，里面是他爹的军功章——他爹原是十九路军的士兵，四行仓库保卫战时牺牲了，临终前托人把勋章送回会馆，说“埋在同乡们看得见的地方”。现在爷爷被打，会馆被砸，他攥着勋章的指节发白，棱角硌进掌心，渗出血珠也没松手。
“花项虎最想要会馆地窖里的‘同乡名册’，”阿笙往会馆后院瞥了眼，“上面记着三千多个在沪宁波人的住址和产业，他想献给日本人，换个‘同乡维持会长’的头衔，还说要按名册敲诈勒索，谁不交钱就扣个‘通共’的罪名。”
会馆的“忠义千秋”匾额被花项虎的人劈了，“义”字的点画掉在地上，像颗被踩碎的心。有个白发老妪来祭拜战死的儿子，被花项虎的人拦在门口，说“现在只许皇军进”，老妪气得发抖，说“你们这是要刨祖宗的坟”，却被豁嘴副官一棍打在膝盖上，疼得跪在地上，怀里的纸钱撒了一地，被风卷着贴在伪军的皮靴上。
杜月笙的绸帕在指间捻得发皱，丝线里的檀香混着血腥气钻进鼻孔。他记得十年前，自己在上海滩被人追杀，是陈先生把他藏在会馆的戏台底下，说“同乡的门，永远为正经人开”；记得上个月，有个宁波渔民被日本人扣了船，是陈先生带着同乡凑钱赎回来，说“会馆是船，同乡是水，水不能让船翻了”。
“花项虎以为有厅长撑腰，就能把乡情当草纸？”杜月笙把绸帕往腰间一塞，“他忘了会馆的香，能熏走秽气，熏不黑忠魂，只要牌位还在，再狠的恶徒也掀不动这根基。”
他抬脚走进会馆，青布长衫扫过满地的碎木。花项虎的人举着枪拦他，被阿笙亮出的帖子镇住——那是民政厅厅长亲笔写的“同乡契”，见帖如见厅长，伪军们的枪顿时垂了下来。
“你要的俱乐部，我替皇军找个空院子。”杜月笙走到花项虎面前，指尖点了点他断臂上的铁皮，“但这会馆的规矩，还得按陈先生的来。”
花项虎往地上啐了口带血的唾沫，唾沫落在牌位上，混着香灰成了黑泥：“杜先生是来给这老东西当说客？我告诉你，厅长是我干爹，你动我试试？昨天我刚把通风报信的同乡，绑在电线杆上活活饿死！”
“厅长昨晚在我那儿搓麻将，”杜月笙淡淡道，“说你把他要的古董花瓶换成了瓦罐，还私吞了同乡捐的军费，让我问问你，什么时候把花瓶交出来。”他从怀里掏出个破瓦罐，往花项虎面前一扔，“这就是你给厅长的‘贡品’，装水都漏吧？”
瓦罐底还沾着片古董的碎瓷，花项虎的脸瞬间白了，抓瓦罐的手抖得像风中的残烛——他知道厅长最恨办事不地道，这事要是捅穿，非被打断另一条胳膊不可。
“你……你想怎么样？”他的声音发紧，铁皮断臂在衣服里磨出刺耳的响。
“放了陈先生，”杜月笙弯腰扶起陈先生，用袖口擦他额头的血，“把名册还回来，再把阿福的长命锁从狗脖子上摘下来。至于这会馆，”他看了眼阿福藏身的幕布，“该拜谁的牌位，该帮谁的忙，还得听理事的。”
花项虎咬着牙，腮帮子鼓得像塞了两坨铁。他身后的豁嘴副官还想开枪，被花项虎一脚踹开——他知道，杜月笙敢拿出瓦罐，手里肯定攥着能让他万劫不复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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