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礼摩挲着怀表后盖上的“魁元”二字，眉头微蹙。他对古籍字画、金石玉器也算是精通，对科举制度也略知一二——魁元在古代可是殿试头名状元的专属称谓，是读书人能拿到的最高荣誉，象征着极致的才华与荣光。
可这两个字刻在一枚民国怀表上，绝不可能是指状元。“总不能是哪个状元跨界做了制表师吧？”贺礼失笑摇头，排除了这个荒唐的念头。那最有可能的，便是人的名字。
他在脑海里飞速搜刮民国时期的名人名录：文人墨客、军政要员、工艺大师……翻来覆去想了一遍，竟没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叫“魁元”。“难道是地方上的名士？”贺礼嘀咕着，又觉得不太对——能制作出镶嵌十二颗宝石、怀表，工艺如此精湛，用料这般奢华，其主人或制作者绝不可能是无名之辈。
正琢磨着，他忽然眼前一亮：“对了，说不定是字！”
民国时期的文人雅士、手艺人大多有“名”有“字”，还有的有“号”，往往“字”比“名”更常被友人或同行称呼。就像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人多称苏东坡而非苏轼。这么一想，逻辑就通顺了——这怀表上的“魁元”，大概率是某位名人的字，而非本名。
贺礼越想越觉得靠谱，指尖再次拂过那两个阴刻小字，刻痕工整有力，绝非随意镌刻。能以“魁元”为字，要么是本人技艺超群，自认行业翘楚；要么是长辈寄予厚望，盼其成为某领域的顶尖人物。而这怀表的工艺，确实配得上“魁元”二字的气魄——宝石珍珠的镶嵌、齿轮的精密咬合、表壳的雕花纹路，无一不彰显着顶尖的制表水准。
“看来得好好查查民国时期的名人家旧事，尤其是字魁元的。”贺礼把怀表揣回衣兜，心里满是探究欲。这枚怀表从鬼市上十元淘来，起初只当是能修的旧物件，没想到清理后竟是镶嵌宝石的珍品，还藏着“魁元”这样的线索，简直是层层惊喜。
贺礼对着怀表琢磨了半天，也是没想起这字是“魁元”的名人，索性也不想了。
抬手看了眼挂钟，刚过八点。爸妈都在单位上班，这时候去送海鲜，家里压根没人。这么一想，他心里忽然有了主意：不如趁这会儿功夫，去市图书馆查查资料，看能不能查出来点线索。
来到市图书馆，贺礼就直奔民国文献区。他在书架间穿梭，指尖划过一本本泛黄的书籍，从《民国军政人物名录》到《近代工艺名家传》，翻找了半个多小时，始终没找到“魁元”相关的制表大师记载。
“难道方向错了？”贺礼揉了揉酸胀的眼睛，正准备换个区域，目光忽然落在一本《民国乱世军阀档案》上。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翻开，手指在目录页快速滑动，当“孙殿英”三个字映入眼帘时，后面的注解让他瞳孔骤缩——“孙殿英（1889—1947），乳名金贵，字魁元”。
“字魁元？！”贺礼失声低呼，连忙翻到对应章节，密密麻麻的文字瞬间勾勒出这位传奇军阀的一生。孙殿英是河南永城人，人称“孙大麻子”，出身草莽，早年与地痞为伍，后来投身军旅，在军阀混战中反复易主，先后投靠过冯玉祥、蒋介石、张学良等势力，堪称“投机大王”。
而他最臭名昭着的，便是1928年的“东陵盗宝”案。当时身为国民革命军军长的他，以军事演习为幌子，炸开了清东陵的乾隆裕陵和慈禧定东陵，将墓中珍宝洗劫一空。
不过这位“东陵大盗”的人生也颇具争议：1933年热河抗战时，他率部在赤峰抗击日军，打得英勇顽强；全面抗战爆发后，也曾在冀南、豫北与日军周旋，但1943年又被俘投敌，沦为汪伪政权的“剿共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再投蒋介石，最终1947年被解放军俘虏，病逝于战犯收留所。
贺礼合上书，心脏还在砰砰狂跳。他难以想象这枚镶嵌十二颗宝石的怀表，竟可能与孙殿英有关。孙殿英盗掘东陵后，曾将大量珍宝用于贿赂高官、售卖销赃，还有不少宝物下落不明，这枚怀表，说不定就是当年他从皇陵中盗出的宝物之一，或是用赃款定制的奢华物件。
“难怪用料这么奢华。”贺礼摩挲着怀表上的宝石，瞬间明白了其中缘由。孙殿英一生贪财嗜宝，手中尽是稀世珍品，这枚怀表的工艺与材质，完全配得上他的身份。只是没想到，一件牵扯着皇陵珍宝与乱世军阀的物件，竟会流落到鬼市，被他十元钱收入囊中。
他把书放回书架，心里满是震撼与唏嘘。这枚“魁元”怀表，不仅是件工艺珍品，更藏着一段动荡年代的黑暗往事。贺礼握紧怀表，忽然觉得它的分量更重了——这不仅是件老物件，更是历史的见证，承载着文物被盗的伤痛与乱世的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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