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的江南，歌姬赵买儿见过的客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可直到遇见那个叫倪瓒的男人，她才知道“奇怪”两个字能到什么地步。
那天倪瓒把她领回住处，没说别的，只皱眉打量她半晌，丢了句“不干净，去洗”。赵买儿虽纳闷，也依言照做，搓得皮肤发红才出来。谁料倪瓒凑过来，鼻子轻轻嗅了嗅，眉头皱得更紧：“还不行，再洗。”
这一洗就没了头。热水换了好几桶，天快亮时赵买儿腿都站软了，倪瓒闻了最后一次，终于没再让她洗——可事儿也没办，他掏了钱，客客气气把人送了回去。赵买儿一路嘀咕，这人怕不是有什么毛病？
后来她才知道，倪瓒的“毛病”，全江南都有名。
有回诗人杨维桢办酒宴，喝到兴头上突发奇想，脱了身边歌女的绣鞋当酒器，满斟了酒让桌上人传着喝。旁人笑得前仰后合，轮到倪瓒时，他“噌”地站起来，抬手就掀了酒桌。杯盘碎了一地，酒洒了满座，他连句解释都没有，甩着袖子就走了。
旁人说他装清高，说他看不起女人，可真了解他的人知道，倪瓒不是装，他是真受不了那股“俗味儿”——说白了，就是洁癖刻进了骨头里。只是没人想到，这份在当时看来近乎“迂腐”的洁癖，往后会成了他在乱世里的一根脊梁：这世界再脏，他偏要守着自己心里的那片干净。
要讲倪瓒的洁癖，得先说说他怎么能有底气“作”。这不是个穷酸书生硬撑脸面，而是实打实的富家子弟——从他祖父那辈起，倪家在无锡就是响当当的富户，家里的银子能堆得满厢房。
他父亲走得早，好在同父异母的长兄倪昭奎是个大人物。那会儿元朝尊喇嘛教为国教，仅次于喇嘛教的就是道教里的全真派——早年间成吉思汗请全真教的丘处机讲长生之道，听了“止杀”的劝，直接下旨让丘处机管天下道教，全真教的地位就这么稳了几十年。倪昭奎就是全真教的上层人物，不仅在大官徐琰府里做过幕僚，还和后来的“元四家”之一黄公望共事过，后来更是管着杭州开元宫，元朝廷还特地赐了“真人”的名号。
有这么个哥哥撑着，倪家的日子不仅没落魄，反而更富了。无锡的倪家宅院里，有座叫“清閟阁”的小楼，那才是真的“人间仙境”——里面藏着几千卷书，全是倪瓒亲手校订的，经史子集、佛道医书，他能随口背出来；古铜鼎、名古琴摆得满当当，窗外是松桂兰竹，风吹过就飘来满院香，院外又是高大的乔木和修长的竹子，浓荫能遮半个天。
年少的倪瓒就泡在这清閟阁里，不用为生计发愁，天天对着董源的《潇湘图》、荆浩的《秋山图》临摹，日子过得比神仙还自在。后来他凭着家里攒下的家底，成了江南三大文化赞助人之一——有人拿着古画来卖，哪怕要几百两银子，他眼睛都不眨就掏钱，就图个心头好。
可好日子在他28岁那年断了。泰定五年（1328），长兄倪昭奎突然去世，倪瓒一下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继承了所有家产。只是没了哥哥的庇护，世道的凉薄很快就漏了出来。
元朝把人分三六九等，儒士排第九，比乞丐强不了多少——“九儒十丐”不是说着玩的。以前有倪昭奎的全真教身份罩着，官府不敢轻易来扰；现在倪瓒成了普通儒户，各种苛捐杂税就像苍蝇似的盯着他。他后来写过一首《素衣诗》，里面说“彼苛者虎，胡恤尔氓。视氓如豵，宁辟尤诟”，意思就是那些当官的跟老虎似的，哪管老百姓的死活？把人当猪狗使唤，哪还顾得上名声？诗的注解里更直白：“督输官租，羁絷忧愤，思弃田庐敛裳宵遁焉”——催租的官差把他逼得没办法，只想扔了家产连夜逃跑。
那会儿的元朝早就乱了，中原、江南到处是起义军，张士诚的队伍就在倪瓒老家附近活动。倪瓒看着这乱糟糟的世道，心里只剩厌倦——他厌倦元朝的苛政，更厌倦这你争我夺的政治。最终还是他信了一辈子的全真教给了他底气：既然这俗世容不下干净，那不如就彻底离开。
大概在至正十五年（1355）前后，倪瓒做了个惊人的决定：散尽家财。田产、房屋、店铺，能卖的卖，能送的送，最后只带着妻子，坐着船飘在太湖上。往后的日子，他要么住在亲戚家，要么借宿在寺院，要么就干脆在船上过夜——成了个真正的“隐士”。
可隐士也躲不开俗世的麻烦。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听说倪瓒画得好，特地派人送了绫罗绸缎，还封了重金，请他画幅画。倪瓒看着那些东西，只觉得俗气，当场就把绫罗撕了，把银子退了回去——他不伺候这种“俗人”。
后来有次倪瓒在太湖上泛舟，偏偏遇上了张士信的船队。张士信记着前仇，立马让人把倪瓒拖上船，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手下人都以为倪瓒会求饶，可他咬着牙，一声不吭，直到被打得嘴角流血，还是没说一个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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