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七年深秋，一场席卷朝野的废太子风暴，在经历了数月惊心动魄的博弈、无数官员的起落浮沉、乃至皇子们或明或暗的激烈角逐后，终于以一种看似突兀、却又在某种更高意志掌控下的方式，暂告段落。
圣驾自热河返京不久，一道明发上谕震动天下：皇太子胤礽，前因狂疾获罪，沉沦日久。今朕巡幸塞外，闻其居处相视，形态言论皆有醒悟之意。念其素无大恶，特旨宽宥，复其储位，着即释禁锢，居咸安宫静养，以观后效。
这道旨意，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已渐趋平静的湖面，再次激起层层涟漪。然而，与数月前废太子时的举朝震惊、人心惶惶不同，这一次，大多数朝臣的反应是沉默的叩首领旨，或是私下里交换着心照不宣的眼神。风暴的极端肆虐之后，带来的是一种近乎麻木的疲惫，以及对天威更深沉的敬畏。没有人敢再轻易揣测圣意，也没有人敢断言这“复立”背后，究竟意味着真正的宽宥，还是另一重更为复杂的制衡之策。
紫禁城内的空气，似乎也随之变得粘稠而微妙。那种公开的、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隐晦、更加无处不在的审视与猜度。乾清宫作为帝国的心脏，对这种变化的感知尤为敏锐。
汪若澜站在东暖阁熟悉的角落里，低眉垂目，姿态恭谨一如往昔。她手中的白玉拂尘轻轻拂过紫檀木架上的珐琅瓶，动作轻柔得几乎不惊起一丝尘埃。窗外，是北京城高远萧索的秋日天空，偶尔有寒鸦掠过，留下几声凄凉的啼叫。
她的目光看似落在虚空中的某一点，实则耳听八方，将暖阁内的一切细微动静都收入心底。康熙帝正与几位心腹重臣商议西北军务，语调平稳，条理清晰，似乎已完全从废立太子的巨大消耗中恢复过来，重新变回了那个乾纲独断、精力充沛的帝王。但汪若澜却能从那平稳的语调底下，听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更深沉的疲惫，以及一种对臣子奏对更加审慎、甚至略带挑剔的审视。
大臣们显然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回话时愈发字斟句酌，态度愈发恭谨小心。暖阁内弥漫着一种心照不宣的谨慎氛围。
汪若澜的心，在这片看似恢复“正常”的静谧中，却如同窗外那片秋空，高远而苍凉，带着经历风雨后的清冷与沉淀。她不再是那个仅仅恪守本分、战战兢兢祈求平安的小宫女了。北五所的黑暗、神秘别院中的灵魂拷问、以及这数月来置身风暴边缘的亲眼目睹，如同一把把刻刀，将她内心深处某些天真和侥幸剔除得干干净净。
她清晰地记得，复立太子的旨意颁布后，几位成年皇子前来乾清宫请安时的情景。
大阿哥胤禔，虽因之前的活跃和某些逾矩之举已明显失了圣心，眉宇间那股英武之气黯淡了许多，但偶尔抬眼时，目光深处仍有一丝不甘与审视。他请安后并未多留，言行举止透着一种刻意保持的距离感。
三阿哥胤祉依旧是一派文人雅士的风范，言谈间多了几分对“皇阿玛圣明烛照、保全骨肉”的感慨，似乎乐见宫廷恢复“和睦”。
四阿哥胤禛则越发沉静寡言，奏对时只就事论事，绝不多言一字，神情恭顺而淡漠，仿佛废立太子这场滔天风波，与他全然无关。但汪若澜却注意到，他离去时，目光曾极其短暂地扫过御案上那方象征着太子地位的宝玺——如今已被重新请回——那眼神平静无波，却让汪若澜无端地感到一股寒意。
八阿哥胤禩依旧是温润如玉，笑容和煦，对太子复立表示出由衷的欣慰，言谈举止无可挑剔。他甚至能恰到好处地引用几句经典，论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对于江山社稷的重要性。然而，汪若澜却无法忘记，正是这位“温润”的八阿哥，曾在那个夜晚，与四阿哥一同出现在她藏身的小院。那份“联手”背后的冷静算计，与此刻表现出来的“赤诚”，形成了某种让她心悸的对比。
至于太子胤礽本人，自复立后，汪若澜还未曾见过。他只被允许在咸安宫静养，偶尔有太医或康熙指定的官员前去探视。但宫人们私下传闻，太子性情似乎变了许多，时而沉默异常，时而又会无端暴怒，那双曾经骄矜的眼睛里，时常充满了疑惧和茫然。
这些观察，点点滴滴，汇入汪若澜的心湖。她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被动地接收信息，然后努力将其遗忘。她开始尝试着去思考，去分析。为什么皇上在盛怒废太子之后，又会选择复立？是为了稳定朝局？是念及父子之情？还是……为了平衡其他势力日渐增长的野心？而各位皇子在这“风波暂息”的表象下，各自又在谋划着什么？那位看似远离漩涡中心、一心向佛的皇上，真的对这一切毫无察觉吗？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或者说，答案隐藏在重重迷雾之后。但汪若澜知道，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天真地以为只要不看、不听、不想，就能平安度日。这场风波，她虽未处在中心，却已被其边缘的巨浪狠狠拍打过，险些粉身碎骨。她侥幸生还，付出的代价，便是失去了那种“置身事外”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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