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夏风裹挟着燥热，吹得轧钢厂门口的红旗猎猎作响。刘海中攥着给李怀德准备的两条“大前门”香烟，手心沁出的汗把烟盒都浸湿了大半。他站在革委会办公室门口，反复梳理着措辞——为了小儿子刘光福的工作，他这张老脸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李主任，您忙着呢？”推开门，刘海中立刻堆起谄媚的笑，将香烟轻轻放在李怀德办公桌的角落，“我家光福那孩子，打小就崇拜您，说您是厂里的领路人，一心想跟着您干，为轧钢厂做贡献。您看……能不能给孩子个机会？”
李怀德靠在真皮椅上，指尖夹着烟，眼神扫过那两条香烟，心里早有盘算。他刚借何雨柱的面子恢复了云梅的职务，正想找机会再卖何雨柱一个人情——虽说刘海中算不上何雨柱的人，但好歹住在同一个四合院，多少沾点邻里情分。再者，刘海中现在是纠察组小组长，手里还有些用得上的权力，卖他这个人情，以后也好让他更尽心地替自己办事。
“老刘啊，不是我说你，孩子的事怎么不早说？”李怀德掐灭烟头，故作不满地皱了皱眉，随即话锋一转，“不过看在你平时工作认真的份上，就给光福安排到机修车间当学徒吧。跟老师傅好好学，别给我丢脸。”
刘海中闻言，激动得差点原地蹦起来，连忙弓着腰道谢：“谢谢李主任！谢谢李主任！我一定让光福好好干，绝不辜负您的期望！”他退出办公室时，脚步都比平时轻快了许多，仿佛年轻了好几岁。
而另一边，阎埠贵正揣着一兜刚从院里树上摘的枣子，在区政府大楼门口徘徊。他看着进进出出的干部，心里七上八下——为了小儿子阎解矿的工作，他已经厚着脸皮找过秦淮茹两次，都被对方以“人事调动需按流程”为由婉拒，如今只能硬着头皮来找何雨柱。
好不容易等到何雨柱从大楼里出来，阎埠贵连忙迎上去，脸上堆着笑：“何书记，您下班啦？我这刚摘的枣子，新鲜得很，您尝尝。”说着，就想把枣子往何雨柱手里塞。
何雨柱侧身避开，语气平淡：“阎大爷，有话直说吧。”他对阎埠贵这副抠门又爱算计的模样早就厌烦，若不是看在四合院邻里的情分上，根本不会停下脚步。
阎埠贵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连忙收起枣子，语气带着几分恳求：“何书记，您看解矿那孩子，初中毕业好几年了，在家待着也不是办法。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在区属单位给安排个工作？哪怕是临时工也行啊，总比在家待着强。”
“阎大爷，现在的工作安排都得按政策来，我不能滥用职权。”何雨柱直接拒绝，“解矿要是想工作，可以去参加街道办的招工，或者响应号召下乡，都是出路。”何雨柱不是圣人，对阎家曾经对自己做的那些操蛋事，自己不报复就算好的了，怎么还会帮忙。
这话像是一盆冷水，浇得阎埠贵透心凉。他还想再求情，可看着何雨柱冷淡的眼神，终究还是把话咽了回去。他知道，何雨柱这是铁了心不肯帮忙，再多说也没用。
没几天，下乡的通知就下来了。阎解矿因为没有工作，被优先安排下乡，目的地是条件艰苦的大西北。送阎解矿走的那天，阎埠贵站在火车站台上，看着儿子背着沉重的行李，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眼眶通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心里又恨又无奈——恨何雨柱不肯帮忙，恨自己没本事，可也知道，这就是现实。
而刘光福则穿着崭新的工装，每天兴高采烈地去轧钢厂上班。他在机修车间跟着老师傅学技术，虽然累点，却也过得充实。每天下班回家，他都会跟刘海中念叨车间里的新鲜事，脸上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阎埠贵看着刘光福这副模样，心里更不是滋味。有天晚上，他在院里碰到刘光福，忍不住阴阳怪气地说：“光福啊，还是你命好，你爸也没白舔领导，让你能进轧钢厂当学徒，不像我家解矿，只能去大西北受苦。”
刘光福正想回话，一旁的刘海中却走了过来，脸色一沉：“他阎大爷，话可不能这么说！我家光福能进轧钢厂，是靠他自己的本事，跟李主任的器重！你家解矿没工作，那是他自己没本事，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阎埠贵看着刘海中臂上的革委会红袖章，心里顿时没了底气。他知道，刘海中现在跟李怀德走得近，在院里又有实权，自己根本惹不起。他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敢反驳，只能悻悻地回了家。
回到家后，阎埠贵越想越憋屈，加上之前送儿子下乡的焦虑，一病不起。躺在床上，他看着屋顶的横梁，心里满是不甘——凭什么刘海中家的孩子就能有好工作，自己家的孩子就要去受苦？
而一直压抑的阎解放，最近却像是变了个人。他加入了摩托车厂的革委会，或许是之前长期被父亲压制、找不到对象的苦闷彻底爆发，他变得敢打敢拼，很快就成了革委会的小头目。他憋着一股劲，想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可这份劲头，却用错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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