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十八年冬，第一场雪刚给京城镀上银边，司天监的算学房就闹成了一锅粥。苏微把一叠观测记录拍在案上，纸页翻飞带起的风都透着火气：“沈大人您看，江南送来的日影记录是‘未时三刻’，塞北同天的记录却是‘未时一刻’，不是时辰差了，是两地日晷刻度压根不一样！”
沈序拿起两份记录比对，果然，江南日晷一刻划得宽，塞北的却窄了半指。旁边王二柱凑过来，粗黑的手指戳着日晷草图：“这哪能怪小吏？都是各地匠人自个儿做的，有的按老木匠的墨斗量，有的凭感觉凿刻度，能准才怪。前几日西南送来的雨量筒，口径比咱们的小一圈，接的雨水能差三成！”
正说着，户部的公文也递到了——各地上报的仪器造价参差不齐，应天府报五十两，偏远的云州却报一百二十两，说是“山路难行，料价翻倍”，真假难辨。沈序揉了揉眉心，终于下定主意：“要让观测数据准，先得让仪器规格齐。我要建一座‘标准化仪器工坊’，所有观测器具都按统一规制造，再发往全国。”
次日早朝，沈序的奏折刚念到“请建仪器工坊，拨银三万两”，张启就出列反驳，花白的胡须抖得像深秋的枯草：“陛下，各地匠人技艺自有传承，强行统一反而失了灵活。再说三万两白银，够赈济一个县的灾民，用来造些‘铜铁疙瘩’，实属本末倒置！”
“张大人怕是忘了去年江南的事。”沈序上前一步，声音朗朗，“去年江南因日晷不准，早播了五天稻种，遇上倒春寒损了千亩良田，折算成白银就是五万两。工坊建成后，仪器统一，农时精准，一年省下的损失就不止三万两，这才是治本之策。”
他说着呈上三件仪器：“这是江南的日晷，刻度偏宽；这是塞北的，刻度偏窄；这是苏微按《考工秘录》改良的标准样器。用标准器观测，各地数据才能对得上，预警灾害才不会差时辰。”
李珩拿起标准日晷，指尖划过均匀的刻度，目光落在沈序身上：“沈卿说得在理。观测体系是骨架，标准化仪器就是筋骨，筋骨不齐，骨架再大也立不牢。三万两朕准了，从内帑拨付，工坊就建在京郊，离匠人联盟近，方便协作。”
张启还想争辩，太子李烨先开了口：“儿臣以为，工坊不仅要造仪器，还要教技艺。可让各地匠人来京学习，回去后建分坊，这样仪器供应才跟得上观测点建设的速度。”
李珩点头称是，当即下旨：“命沈序总领仪器工坊事务，苏微掌技术标准，王二柱管匠人调度，各地州府需选送技艺精湛的匠人入京，不得推诿。”
退朝时，张启在宫门口拦住沈序，皮笑肉不笑地说：“沈大人好大的阵仗，这是要把天下匠人都攥在手里啊。”
沈序拱手笑道：“张大人说笑了。我是要把‘精准’二字，刻进每个匠人的工具里，这对百姓、对朝廷，都不是坏事。”
京郊的旧粮仓被改造成工坊，王二柱带着匠人联盟的兄弟，三日内就拆了朽坏的梁木，换上新伐的松柏。开工那天，沈序亲自挂了“实证工坊”的匾额，红绸落下时，围观的匠人爆发出一阵欢呼。
“这匾额好！”王二柱摸着匾额上的大字，笑得合不拢嘴，“以后咱们造的每一件仪器，都得配得上‘实证’二字！”
苏微却在工坊里划起了界线，用石灰画了四个区域：“这边是铸造区，造日晷底座和漏刻铜壶；那边是打磨区，处理窥管和指针；角落是校准区，每件仪器都要在这儿比对标准样器；最里面是库房，原材料和成品分开放，免得混了。”
王二柱凑过来看，见石灰线划得笔直，忍不住打趣：“苏姑娘这是把算筹画到地上了？比俺家婆娘纳鞋底的线还齐整。”
苏微红了脸，却认真道：“仪器要准，工序就得严。比如这日晷的刻度，必须用铜尺量，每一刻是一又四分之一寸，差一分都不行。”她举起一把新造的铜尺，上面刻着均匀的刻度，“这是按司天监的天文尺做的，全国统一用这个量。”
麻烦很快就来了。第一批试造的日晷，有五个底座歪了，放在平地上都晃悠。王二柱气得把造底座的匠人骂了一顿：“你这是造石墩还是造陀螺？歪成这样，太阳影子能准吗？”
那匠人是从山西来的老石匠，一辈子凭经验凿石头，委屈道：“俺以前造碑刻，都是看着眼熟就成，哪用这么多规矩？”
沈序没骂他，而是让人搬来标准底座的木模：“老丈您看，这木模下面有个凹槽，浇筑时放上铅块，就能保证重心稳。不是不让您凭经验，是经验得按规矩来。”他让苏微给老石匠演示，用铅锤校准木模，再浇筑铜水，出来的底座果然平平整整。
老石匠摸着新底座，叹道：“还是沈大人懂行，这规矩不是绑着手脚，是给咱指路子。”
为了让匠人记住规格，苏微还编了口诀贴在工坊墙上：“日晷刻度匀，一寸分八刻；漏刻铜壶圆，底平口要正；雨量筒三尺，口径一尺二；窥管铜壁薄，视线要直通。”匠人们干活时念着口诀，出错的次数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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