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十八年冬,第一场雪刚给京城镀上银边,司天监的算学房就闹成了一锅粥。苏微把一叠观测记录拍在案上,纸页翻飞带起的风都透着火气:“沈大人您看,江南送来的日影记录是‘未时三刻’,塞北同天的记录却是‘未时一刻’,不是时辰差了,是两地日晷刻度压根不一样!”
沈序拿起两份记录比对,果然,江南日晷一刻划得宽,塞北的却窄了半指。旁边王二柱凑过来,粗黑的手指戳着日晷草图:“这哪能怪小吏?都是各地匠人自个儿做的,有的按老木匠的墨斗量,有的凭感觉凿刻度,能准才怪。前几日西南送来的雨量筒,口径比咱们的小一圈,接的雨水能差三成!”
正说着,户部的公文也递到了——各地上报的仪器造价参差不齐,应天府报五十两,偏远的云州却报一百二十两,说是“山路难行,料价翻倍”,真假难辨。沈序揉了揉眉心,终于下定主意:“要让观测数据准,先得让仪器规格齐。我要建一座‘标准化仪器工坊’,所有观测器具都按统一规制造,再发往全国。”
次日早朝,沈序的奏折刚念到“请建仪器工坊,拨银三万两”,张启就出列反驳,花白的胡须抖得像深秋的枯草:“陛下,各地匠人技艺自有传承,强行统一反而失了灵活。再说三万两白银,够赈济一个县的灾民,用来造些‘铜铁疙瘩’,实属本末倒置!”
“张大人怕是忘了去年江南的事。”沈序上前一步,声音朗朗,“去年江南因日晷不准,早播了五天稻种,遇上倒春寒损了千亩良田,折算成白银就是五万两。工坊建成后,仪器统一,农时精准,一年省下的损失就不止三万两,这才是治本之策。”
他说着呈上三件仪器:“这是江南的日晷,刻度偏宽;这是塞北的,刻度偏窄;这是苏微按《考工秘录》改良的标准样器。用标准器观测,各地数据才能对得上,预警灾害才不会差时辰。”
李珩拿起标准日晷,指尖划过均匀的刻度,目光落在沈序身上:“沈卿说得在理。观测体系是骨架,标准化仪器就是筋骨,筋骨不齐,骨架再大也立不牢。三万两朕准了,从内帑拨付,工坊就建在京郊,离匠人联盟近,方便协作。”
张启还想争辩,太子李烨先开了口:“儿臣以为,工坊不仅要造仪器,还要教技艺。可让各地匠人来京学习,回去后建分坊,这样仪器供应才跟得上观测点建设的速度。”
李珩点头称是,当即下旨:“命沈序总领仪器工坊事务,苏微掌技术标准,王二柱管匠人调度,各地州府需选送技艺精湛的匠人入京,不得推诿。”
退朝时,张启在宫门口拦住沈序,皮笑肉不笑地说:“沈大人好大的阵仗,这是要把天下匠人都攥在手里啊。”
沈序拱手笑道:“张大人说笑了。我是要把‘精准’二字,刻进每个匠人的工具里,这对百姓、对朝廷,都不是坏事。”
京郊的旧粮仓被改造成工坊,王二柱带着匠人联盟的兄弟,三日内就拆了朽坏的梁木,换上新伐的松柏。开工那天,沈序亲自挂了“实证工坊”的匾额,红绸落下时,围观的匠人爆发出一阵欢呼。
“这匾额好!”王二柱摸着匾额上的大字,笑得合不拢嘴,“以后咱们造的每一件仪器,都得配得上‘实证’二字!”
苏微却在工坊里划起了界线,用石灰画了四个区域:“这边是铸造区,造日晷底座和漏刻铜壶;那边是打磨区,处理窥管和指针;角落是校准区,每件仪器都要在这儿比对标准样器;最里面是库房,原材料和成品分开放,免得混了。”
王二柱凑过来看,见石灰线划得笔直,忍不住打趣:“苏姑娘这是把算筹画到地上了?比俺家婆娘纳鞋底的线还齐整。”
苏微红了脸,却认真道:“仪器要准,工序就得严。比如这日晷的刻度,必须用铜尺量,每一刻是一又四分之一寸,差一分都不行。”她举起一把新造的铜尺,上面刻着均匀的刻度,“这是按司天监的天文尺做的,全国统一用这个量。”
麻烦很快就来了。第一批试造的日晷,有五个底座歪了,放在平地上都晃悠。王二柱气得把造底座的匠人骂了一顿:“你这是造石墩还是造陀螺?歪成这样,太阳影子能准吗?”
那匠人是从山西来的老石匠,一辈子凭经验凿石头,委屈道:“俺以前造碑刻,都是看着眼熟就成,哪用这么多规矩?”
沈序没骂他,而是让人搬来标准底座的木模:“老丈您看,这木模下面有个凹槽,浇筑时放上铅块,就能保证重心稳。不是不让您凭经验,是经验得按规矩来。”他让苏微给老石匠演示,用铅锤校准木模,再浇筑铜水,出来的底座果然平平整整。
老石匠摸着新底座,叹道:“还是沈大人懂行,这规矩不是绑着手脚,是给咱指路子。”
为了让匠人记住规格,苏微还编了口诀贴在工坊墙上:“日晷刻度匀,一寸分八刻;漏刻铜壶圆,底平口要正;雨量筒三尺,口径一尺二;窥管铜壁薄,视线要直通。”匠人们干活时念着口诀,出错的次数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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