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三个月。
如同蒋宸所预见，甚至比他预见的更快——短短九十余个日夜，那本署名“幻梦众生安”的《资本论》，便如同一场无声却迅猛的思想瘟疫，借助印刷品、手抄本、以及无数张在沙龙、咖啡馆、大学课堂和工人酒馆里激烈争辩的嘴，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旧世界的核心地带，催生出了截然不同、却同样力量惊人的声音与潜流。
大学里的青年开始质疑父辈的权威与继承的财富是否正当。
工棚里的苦力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疲惫不堪的根源并非命运不公，而是制度性的剥削。
甚至在一些贵族沙龙和资本家俱乐部里，也弥漫开一种隐秘的焦虑与自我怀疑的风气。
旧世界的统治者们，从最初的轻蔑与忽视中猛然惊醒，终于意识到了这股来自南方大陆的思想浪潮，其蕴含的颠覆性威力，远比任何舰队或新式武器更加可怕！
它动摇的是他们统治合法性的根基，瓦解的是维系现有秩序的道德枷锁！
恐慌之下，最直接、也是最愚蠢的反击开始了。
永日帝国议会率先做出反应。
在一场充满歇斯底里气氛的紧急会议后，由首相亲自签署、女王陛下（或许是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用印的《特别敕令》被昭告天下。
敕令以最严厉的措辞，宣布《资本论》为“蓄意煽动阶级仇恨、暴力叛乱、彻底破坏社会秩序与帝国稳定的极端危险读物”，要求在全帝国境内（包括所有殖民地）立即查禁。
所有已发现的书籍需在广场上当众焚毁。
任何印刷、传播、讨论甚至私藏此书者，一经发现，皆以“叛国重罪”论处，最高可判绞刑。
伦敦苏格兰场的密探倾巢而出，搜查书店、印刷所，甚至私人图书馆。
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统治者反应更为粗暴。
秘密警察大规模出动，按照一份粗略的“嫌疑分子”名单，在巴黎、里昂、马赛等工业城市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目标直指所谓的“幻梦众生安”分子及同情者。
一时间，监狱人满为患，巴士底狱的阴影似乎再次笼罩巴黎。
审讯室里彻夜灯火通明，试图扼杀任何异见的火星。
普鲁士王国则试图展现其“理性”的一面。
在官方授意下，御用学者和正统经济学家们在《十字架报》、《柏林日报》等权威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发表驳斥文章，从神学、伦理学、古典经济学等各个角度，指责《资本论》“违背基督教伦理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亵渎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其理论基石完全错误，是对伟大资本主义制度的恶意诽谤”。
他们试图用理论的泥石流，淹没那清晰而锐利的声音。
甚至连远在罗马的教皇也被惊动，罕见地发布了一道针对特定书籍的敕令，以所有信徒之父的名义，庄严谴责《资本论》“亵渎了上帝为人间设定的神圣秩序”，是“来自魔鬼的、包装精巧的诱惑”，号召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抵制并举报其传播。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总是无情地嘲弄着试图阻挡潮流的人。
高压手段往往适得其反，禁果总是分外香甜。
越是严厉查禁，越是公开焚毁，越是给这本书披上了殉道者的光环，在无数渴望真理的人们心中，增添了难以言喻的神秘感与权威性。
官方渠道被堵死，地下传播网络却愈发活跃。
手抄本、用最简陋设备秘密印刷的小册子，在知识分子、工人积极分子之间秘密流传，黑市上的价格被炒到了惊人的天价，一书难求。
思想的洪流，一旦决堤，便再无法用泥土和沙袋般的暴力与谎言彻底阻挡。
愤怒与觉醒的种子，已在旧世界的沃土下深深扎根。
与旧世界的一片混乱、恐慌与压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资本论》的诞生地——澳洲本土，却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充满活力的、健康的思想激荡与社会辩论氛围。
这里，它没有成为煽动仇恨与暴力的火种，反而成了社会进行自我反思、制度优化和理性建设的理论工具与公共财富。
在墨尔本大学的阶梯礼堂，一场公开的经济学辩论会正在举行。
正方一位年轻讲师，正引用《资本论》中关于“生产资料社会化”的逻辑，激情洋溢地分析澳洲正在部分“幻梦”企业试点的“工人持股计划”，论证其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剥削，提升了工人积极性与社会公平。
而反方一位资深教授，则依据书中对“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辩证分析，冷静地质疑该计划在宏观层面的长期效率与激励兼容问题。
双方引经据典，唇枪舌剑，台下坐满了凝神倾听的学生，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或深思的沉默。
场面激烈，却始终保持在理性与尊重的框架内。
在悉尼某个大型机械厂的“工人俱乐部”里，下班后的工人们围坐在一起，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抱怨工资微薄或工时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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