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第一场雪落得无声,我刚把书店门口“心愿驿站”的木牌擦干净,雪粒就顺着木牌的纹路往下渗,在“草莓箭”图案周围积了层薄薄的白霜。林晚抱着一床刚晒过的棉被从里间走出来,棉被上还带着阳光的味道,笑着喊:“阿箭,快搭把手!这是张奶奶给乡下孩子缝的棉被,咱们打包好,明天让老周帮忙寄走。对了,小棉刚才打电话说,她和陈阿姨在乡下收了新棉花,要给咱们寄点来,说‘做给孩子们吃’。”
我接过棉被,指尖触到棉絮的柔软,突然觉得掌心的钢笔轻轻震颤——不是以往的金光或暖意,而是一种带着“归巢”意味的轻响,像候鸟落回巢时翅膀的扑棱声。紧接着,眼前浮现出一幅朦胧的画面: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戴着毡帽坐在村口的老棉垛旁,手里攥着一个褪色的蓝布包,包上绣着一朵小小的棉花;老人的脚边卧着一只老狗,远处的雪地里,一个穿着红色棉袄的姑娘正朝这边跑,手里拎着一个装满的竹篮。
“是小棉的外婆吧?住在乡下村口,包上绣着棉花?”我脱口而出,声音带着点不确定。
林晚愣了愣,赶紧拿出手机翻看小棉的消息:“小棉刚发的朋友圈!说她外婆从城里回乡下住了,就住在村口的老房子里,手里总拎着个蓝布包,包上绣着棉花,还说外婆总在等‘一个人’!你怎么知道的?”
“是钢笔的新感应,”我摩挲着笔身,那股“归巢”的轻响更清晰了,“它能让我看到‘等待背后的等待’——陈阿姨在等小棉回家,小棉的外婆在等更久以前的人。这是第三十一支箭的征兆,藏着两代人的牵挂。”
老陈拄着拐杖来送刚编的棉花收纳篮,听说这事,立刻说:“我跟你们去乡下!小棉说的那个村子我去过,村口的老棉垛还是我年轻时帮着堆的,听说当年有对知青情侣在那儿种过棉花,后来男的回城了,女的就守着棉田等,说不定就是小棉的外婆。”
我们匆匆收拾东西,老周开车载着我们往乡下赶。雪越下越大,车窗外的田野渐渐变成白茫茫一片,只有偶尔闪过的棉田秸秆,像水墨画里的淡墨痕。小棉在电话里说,外婆叫赵桂兰,年轻时是知青,当年和同来的知青李明约定“等棉花丰收就结婚”,可李明回城后就没了消息,外婆等了一辈子,去年才从城里搬回乡下,守着当年种棉花的老田埂。
“陈阿姨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事,”小棉的声音带着点哽咽,“外婆总说‘棉花收了,人就回来了’,可她从来没跟人说过李明是谁,住在哪里。我们翻到外婆的旧箱子,里面有一本日记,记着‘李明喜欢吃,说甜得像小时候的糖’。”
我握着钢笔,眼前的画面慢慢清晰起来:1976年的秋天,年轻的赵桂兰和李明蹲在棉田里,手里摘着雪白的棉花,李明笑着把一朵棉花别在赵桂兰的辫子上,说“等咱们的棉花卖了钱,就回城结婚,我给你做一辈子”;棉田边的老槐树上,挂着他们用棉花编的戒指,在阳光下像两朵小小的云。后来李明回城,说“等我安顿好就来接你”,却因为家里变故,没能按时回来,再后来写信寄到乡下,却被告知“赵桂兰已搬离”——原来外婆当年去城里照顾生病的母亲,错过了那些信。
“外婆的日记里,每一页都记着棉花的收成,”我轻声说,“1977年写‘棉花收了,李明没来’;1980年写‘今天做了,没人一起吃’;2020年写‘回乡下了,棉田还在,等他来看看’。这些年,她不是在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是在等‘一个没说出口的解释’。”
老周叹了口气:“那个年代的错过,大多是这样——一封信寄慢了,一个地址记错了,就误了一辈子。要是当年他们能收到彼此的信,也不会让外婆等这么久。”
下午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乡下。村口的老棉垛果然还在,像个小小的雪山。赵桂兰外婆坐在棉垛旁,手里攥着那个蓝布包,老狗卧在她脚边,看到我们,轻轻摇了摇尾巴。小棉和陈阿姨正陪着她,手里拿着刚做的,看到我们,赶紧迎上来:“阿箭哥、林晚姐,你们可来了!外婆听说你们能帮人传递心意,非要等你们来,说想给李明写封信。”
赵桂兰外婆慢慢站起来,眼里满是期待,却又带着点胆怯:“我……我还能找到他吗?都四十多年了,说不定他早就忘了我,忘了我们的棉田。”
“能,”我在她身边坐下,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很粗糙,却很温暖,“您的心意藏在棉田里,藏在日记里,藏在每年做的里,这些都不会忘。我们帮您写信,帮您找到李明,帮您把没说出口的话,都告诉他。”
外婆的眼泪掉了下来,慢慢打开蓝布包,里面装着一本泛黄的日记,还有一个用棉花编的戒指,已经有些发黄,却依旧完整。“这戒指,是他当年给我编的,”外婆摸着戒指,声音哽咽,“我戴了一辈子,舍不得摘。我想告诉他,我没怪他当年没来,我知道他肯定有难处;我想告诉他,我们种的棉田还在,每年都能收很多棉花;我想告诉他,我做了很多,一直等着和他一起吃;我还想告诉他,我回乡下了,就住在当年的老房子里,要是他还在,就来看看我,看看我们的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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