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刚入夏没几日，区里的正式通知便传到了渔村，要求各村成立“清理积案群众协助小组”，配合公安和民兵，排查本地历史上有污点、有疑点的人员，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
渔村的小组，自然由互助组刘组长牵头，成员包括了村支书老陈、民兵队长田大牛、妇女主任陈秀莲，还有被“特邀”参加的沈知言——组织上看中的是他有文化，能写会算，整理材料细致，而且作为“爱国模范”，做事稳妥可靠，能让群众信服。
小组的办公地点设在村公所腾出的一间偏房。屋子不大，墙角堆着些农具和杂物，中间摆着两张刷了桐油的旧八仙桌，拼在一起成了临时的工作台。
桌上堆着些泛黄的旧档册，大多是土改时登记的农户信息、土地分配记录，还有区里下发的内部通报和排查要点，封皮上印着“机密”二字，用红墨水画了圈。
墙角的木炭盆里燃着几块碎炭，火苗不大，却驱不散屋里的压抑气氛，每个人说话都下意识地压低了嗓门，连翻纸的声音都显得格外刺耳。
沈知言的任务很明确：协助刘满根整理和核对渔村及邻近三个散户的人员名册，对照区里下发的“五类反革命分子”界定标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进行初步筛查，将有疑点的人员标记出来；
同时，负责记录群众口头或书面检举的材料，整理成规范的文字，供公安人员参考。
工作枯燥而细致，容不得半点马虎。名册上的一个个名字，都是沈知言熟悉或面熟的人，背后却牵扯着模糊而复杂的历史。
他握着一支区里配发的蘸水钢笔，笔尖在粗糙的纸页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响，在寂静的屋里格外清晰。
“李木根，贫农，四十七岁，土改分田积极分子。”沈知言轻声念着，笔尖停顿了一下，“解放前曾被湖匪‘黑风寨’抓去当过长工，三年后趁湖匪火并，连夜逃回渔村，无其他不良记录。”他抬头看向刘满根，“刘组长，李木根的情况之前土改时已经核实过，应该没问题吧？”
刘满根正翻着另一本档册，闻言抬起头，憨厚的脸上露出思索的神色：“嗯，木根是个老实人，当年被湖匪抓去遭了不少罪，回来后一直本本分分种地捕鱼，没出过什么岔子。
标记一下‘历史清白，重点观察’就行。”
沈知言点点头，在李木根的名字旁画了个小勾，又继续往下念：“王冬生，下中农，三十八岁。
民国三十五年被抓壮丁，在果党部队里待了半年，后趁战乱逃回渔村，解放后加入互助组，表现积极。”
“冬生这孩子，我晓得。”陈秀莲坐在一旁，手里缝着一件破旧的衣裳，闻言插话道，“他当年是被硬拉走的，心里一直不乐意，逃回来后还主动向农会说明了情况。这几年干活勤快，对村里的老人也孝顺，应该没问题。”
田大牛坐在对面，双手叉腰，瓮声瓮气地说：“不管怎么样，当过果党兵就是个疑点，得多留意着点。万一他是潜伏的特务呢？”
刘满根摆摆手：“大牛，不能这么说。咱们排查要讲证据，不能凭身份下结论。
冬生的情况我们再核实核实，问问他当年在部队里具体做什么，有没有参加过反动组织。”
沈知言默默记下几人的意见，在王冬生的名字旁写下“曾被抓壮丁，需进一步核实部队经历”。这样的讨论在每天的工作中都会发生，每个人都抱着谨慎的态度，既不想放过一个坏人，也不愿冤枉一个好人。
偶尔有村民被请来“谈话”，地点就在这间偏房。被请进来的人，大多面带紧张，双手在衣襟上反复擦拭，额头上冒着细密的汗珠。询问的内容大多围绕解放前的经历：
家里以前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参加过什么“会”“道”“门”？有没有和果党军官、恶霸地主来往过？有没有隐瞒过什么历史问题？
有一次被请来的是村里的老人张老爹，他解放前曾在镇上的杂货铺当学徒。面对询问，张老爹紧张得话都说不利索，嘴唇哆嗦着，反复说：“我就是个学徒，天天干活，啥也没干过……杂货铺老板是个本分人，没跟果党来往……”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陈秀莲看不过去，给张老爹倒了杯热水，轻声安抚道：“张老爹，别紧张，组织就是问问情况，你如实说就行，没做过坏事就不怕。”
沈知言坐在八仙桌旁，安静地记录着每一句话。他不提问，不插话，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偶尔在对方回答含糊时，停下笔，抬头看一眼，那平静的目光让对方下意识地补充清楚。他知道，自己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不敢有半点马虎。
除了当面询问，群众检举的材料也源源不断地送过来。有的是写在正规的检举信纸上，字迹工整，条理清晰，详细列举了被检举人的罪行，比如“民国三十三年，XXX勾结湖匪，抢走我家粮食二十石，打死我父亲”，字里行间满是刻骨的恨意；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