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田课税令》的颁布，如同在帝国境内投下了一块试金石，清晰地映照出不同地域对新政的承受与反应。在早已纳入刘备治下多年，经历过并州屯田、幽州安抚、冀州度田的北方各州，这道诏令虽也引起议论，但大体平稳。百姓们早已习惯了朝廷的种种新政，且多年休养生息，多数自耕农所占田亩本就在限额之内，甚至不及授田标准，十税一的税率相较于前朝横征暴敛和乱世时的朝不保夕，已是仁政。世家豪族虽感约束，但其势力在持续的“度田检籍”和“九品中正”等组合政策下已被逐步削弱、规范，虽有微词，却也在可控范围内，掀不起太大风浪。
然而，在刚刚完成度田检籍，伤口尚未完全愈合的益州、荆州、扬州，这道诏令不啻于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瞬间激起了滔天巨浪。
消息传至成都，那些原本以为交出部分隐匿田亩、表示归顺便可保住世代基业的蜀中豪族，闻讯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府邸之中，精美的瓷器被摔碎的声音此起彼伏，伴随着家主们压抑不住的怒吼。
“欺人太甚！简直是过河拆桥！”一位须发皆白的老族长捶打着案几，脸色涨红，“先前度田，我等已忍痛割肉，如今竟又来个‘占田限额’？我那数千顷良田，难道都要充作那劳什子‘官田’，或者白白交那十税九的重赋不成？！”
“正是！还说不得荫客！我等家中僮仆数千，若不荫客，难道都让他们去给官府交税服役？这……这让我们如何维系家门？！”另一人愤愤不平，眼中满是焦虑与不甘。
类似的场景，在荆州襄阳、江陵，在扬州吴郡、会稽，不断上演。世家豪族无不感到一种被欺骗、被掠夺的强烈屈辱。他们本以为归附新朝，不过是换一个缴纳赋税的主君，凭借其地方根基和影响力，依旧可以维持“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态势。谁知这刘备朝廷，手段竟如此酷烈，直接以律令形式，从根本上扼住了他们赖以生存和壮大的命脉——土地与人口。
一时间，三州之地暗流汹涌，怨气弥漫。私下里的串联、密议悄然进行，一些性情刚烈或利益受损最重的豪强，甚至开始暗中联络，言语间已带有几分铤而走险的躁动。仿佛只要一粒火星，就能点燃这片积满了干柴的土地。
然而，当这些愤懑的世家代表们，怀揣着不满与侥幸，试图探听风声、寻找同盟，甚至将目光投向那些或许能代表他们“地方利益”的镇守将领时，他们看到的景象，却如同一盆冰水，兜头浇下，让他们瞬间清醒，从头凉到脚。
在成都，益州都尉曹仁的军营就设在城外不远。每日，都能听到里面传来的严格操练之声，军容整肃，旌旗蔽日。曹仁本人，这位以用兵稳健、法令严明着称的大将，偶尔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也是神色冷峻，不怒自威。他麾下的北军精锐和本部兵马，如同磐石般镇守着益州枢纽。想起此人在雍凉历经百战，又以坚城防御闻名，任何想要武力对抗的念头，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都显得如此可笑。
在荆州襄阳，银凤将军赵云的五千银凤卫，并未因和平降临而松懈。赵云治军，恩信着于天下，却也纪律森严。他时常亲自巡视江防、关隘，接见各地士绅时态度温和，但涉及军务、法度，则寸步不让。他那杆涯角枪虽已许久未曾饮血，但其昔日于万军中枪挑大将的威名，依旧足以震慑宵小。更重要的是，赵云与刺史崔琰，一武一文，配合默契，崔琰以其清望安抚士林，赵云则以其军威稳持大局，软硬兼施，让人无从挑剔，更不敢妄动。
而在扬州，情况则更为微妙。坐镇于此的乃是征南将军、乌程亭侯孙坚。他本身就是江东豪杰的代表，其麾下程普、黄盖、韩当等皆是本地宿将，与各大世家关系盘根错节。起初，一些世家还寄望于孙坚能“体恤乡梓”，在朝廷面前为他们斡旋。然而，孙坚的态度却明确而坚定。他公开表态，全力支持朝廷新政，并严令部下不得与地方豪强过从甚密，更不得干扰度田与新政推行。他亲自坐镇寿春，督练水师，其子孙策、周瑜等年轻将领更是锐意进取，对新朝充满忠诚。想要孙坚为了他们的田亩利益而对抗朝廷？无异于痴人说梦。孙坚的存在，非但不是庇护，反而成了朝廷政策在江东最有力的执行者和背书人。
面对曹仁的铁壁、赵云的银枪、孙坚的赤帜，以及他们身后那经历了统一战争淬炼、如臂使指的虎狼之师，三州豪族心中那点刚刚燃起的、试图抵抗的星星之火，尚未成势，便已彻底熄灭。
激烈的愤怒过后，是无奈的冷静，甚至是绝望的清醒。
他们能怎么办？起兵反抗？那是自取灭亡，且会彻底失去现有的一切，包括家族存续。联合施压？朝廷中枢态度坚决，地方将领毫不妥协，又能向谁施压？消极抵制？那沉重的“十税九”的利刃就悬在头顶，超出限额的田亩拖得越久，损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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