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4点半，天还黑着，杨定山已经醒了。
这个作息他保持了十五年——从被杨老爷带回庄子的第二天开始。那时候他还不叫杨定山，只有一个萨克森名字，发音含糊，连他自己都快忘了。杨老爷问他叫什么，他摇头，说不记得了。杨老爷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旁边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说：“那就重新起。你看着结实，像座小山，就叫定山吧。姓杨，以后是杨家的人。”
那年他大概十三岁，或者十四岁？记不清了。只记得饿，记得冷，记得父母死在逃荒路上的那个冬天。被杨家庄园收留时，他瘦得像根柴，但能扛东西，能干重活。
如今十五年过去，柴火长成了树。他识了字，会算账，参加过三次庄子保卫战——肩膀上那道疤是第一次打维京人时留下的。现在他管着外城的集市，手下有六个办事员，每天要面对上百号商人、工人和访客。
杨定山从炕上起来，用冷水洗了脸，穿上那套深灰色的管事服——庄子统一发的，左胸口绣着个小小的“杨”字。镜子有点破损，映出张棱角分明的脸：浅棕色头发（母亲是弗里斯兰人），蓝眼睛（父亲是萨克森人），鼻子在战斗中被打歪过一次，现在有点偏。
他推门出去时，外面还是灰蒙蒙的。但集市方向已经有动静了——最早的商人开始摆摊，脚夫在卸货，巡逻队换岗的脚步声整齐地踏过石板路。
早上5点，杨定山准时出现在集市管理所。办事员杨路德已经烧好了水，正在整理今天要处理的文书。
“山哥，早。”杨路德是杨家庄园收养的孤儿，庄子里的第三代，读过学堂，写得一手好字，“昨晚有三件事记下来了：哥本哈根的埃里克先生投诉，说他仓库边的排水沟被建筑材料堵了；新来的伦巴第商队想申请两个长期摊位；还有那个沃尔夫冈司铎，昨天来问募捐报备的事，今天可能还会来。”
杨定山点头，接过文书快速浏览。埃里克的事简单，派人去清沟就行。伦巴第商队得看背景——杨家庄园的规矩，长期摊位只给有固定供货渠道、信誉良好的商人。他得先查查这些人在别处的风评。
至于沃尔夫冈……他揉了揉眉心。教会的人麻烦，但又不能直接赶走。公用礼堂是杨老爷亲自拍板的项目，教会出了一半钱，总要给点面子。
“先处理埃里克的事。”杨定山说，“派两个人去，一个清沟，一个监督。清出来的材料登记，是谁堆的谁领回去，领不回的充公。按规矩，乱堆物料罚五个铜币，从下次交易款里扣。”
杨路德记下：“那伦巴第商队呢？”
“让他们填申请表，提供三个以上的商业伙伴作保。另外，派人去苏黎世问问，看他们在那边有没有不良记录。”杨定山顿了顿，“记住，所有调查要书面记录，按程序来。”
这就是杨家庄园的规矩：凡事讲程序，讲证据，讲记录。一开始商人们不习惯——在别处，塞点钱就能办事。但在这里，塞钱是重罪，抓住了直接驱逐，永不接纳。时间长了，大家反而觉得公平：谁都不用担心被暗箱操作坑害。
早上7点，杨定山去工地巡视。
公用礼堂的地基已经夯实，开始砌墙基了。石匠杨老石见他来，放下锤子：“杨管事，正好有事。教会那边派人来说，墙基能不能再深一尺？说这样更稳固。”
“设计图纸是庄子营造坊定的，不能随便改。”杨定山蹲下检查墙基，“现在多深？”
“三尺半。按图纸来的。”
“那就按图纸来。”杨定山站起来，“你告诉教会的人，如果对设计有异议，可以书面提出，附上理由，交营造坊评估。但施工期间必须按现有图纸执行，不能口头改。”
杨老石咧嘴笑：“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那个司铎还塞给我两个铜币，让我‘行个方便’。”
“钱呢？”
“在这。”杨老石从怀里掏出铜币，“按规矩，行贿未遂，钱充公，记一笔。行贿者警告一次。”
杨定山点头。规矩就是规矩，对谁都一样。
离开工地时，他看见沃尔夫冈司铎正站在不远处，看着砌墙的工人。这位神父穿着司铎袍，在满是尘土汗水的工地上显得格格不入。杨定山走过去。
“司铎大人早。”
沃尔夫冈转过身，脸上挂着标准的教会式微笑：“杨管事。关于募捐报备的事……”
“表格填好了吗？”
“我正在填。”沃尔夫冈从袖中取出那张表格，“但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比如这里，‘募捐用途需具体到项目’，是指什么？”
“就是说，你不能只写‘用于慈善’。”杨定山解释，“要写明：多少钱买食物，多少钱买衣服，多少钱用于医疗。如果用于礼堂布置，要列清单——烛台几个，经书几本，布料几匹。这样捐款人才清楚钱去哪了。”
沃尔夫冈的表情有些僵硬：“上帝的慈爱是整体的，怎能这样分割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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