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第一站通常是教堂附属的济贫院和诊所。这里已经聚集了一些等待的穷人：一个咳嗽不止的老妇人，一个腿上长了恶疮的流浪汉，一个怀抱发烧婴儿的年轻母亲……保罗耐心地逐一查看。他仔细询问症状，观察舌苔和眼睛（这是杨老太太强调的），清洗双手后才会触碰病人。对于疮口，他坚持用煮过的布和温水清洁，然后敷上自己调配的、含有一定收敛和消炎作用的药膏，而非当时常见的用烙铁烫或污物涂抹。
对于发烧，他除了祈祷和给予温和的草药汤剂，总会叮嘱家属保持室内通风（如果可能），给病人多喝煮沸过的水。对于那位难产后来复诊的妇女，他仔细检查了伤口愈合情况，再次强调保持清洁和休息——他接生和处理难产的技术，尤其是对产褥热预防的重视，使得他在亚琛的贫苦妇女中获得了近乎“圣徒”般的信赖，虽然这同样引来了某些守旧产婆和教士的非议。
处理完一批病人，往往已近中午。这时，通常会有访客。今天来的是施瓦本地区一位伯爵的管家，恭敬地奉上一小袋银币和伯爵的亲笔信，信中委婉地请求保罗神父能在“合适的时候”，向皇帝陛下提及伯爵家族在瘟疫期间对教会的“慷慨捐赠”和对领民的“仁慈关怀”。
保罗平静地听管家说完，将钱袋推回，只收下了信，说道：“我会为伯爵大人的虔诚祈祷。至于陛下的心意，非我这卑微修士所能揣测和进言。主的目光洞察一切，善行自有其报。”
管家显然不是第一次碰这种软钉子，只得讪讪地收起钱袋，又说了些恭维话才离去。接着来的是一位科隆来的年轻教士，充满激情地向保罗阐述他关于改革教会医疗体系的构想，希望能得到这位“实践者”的支持。
保罗安静地听着，偶尔问一两个具体操作的问题，最后温和地说：“年轻人的热忱是好的。但变革需要智慧、耐心和对传统的尊重。或许你可以先从确保你所在修道院的厨房和食堂的清洁，以及为穷困教友提供干净的饮水开始。”
送走年轻教士，保罗回到石屋，就着一点盐水吃完简单的午饭——几片黑面包和几颗煮豆子。下午，他通常会花时间整理病例记录，研磨配置一些常用的药粉，或者阅读有限的几本医学典籍（其中一本羊皮卷的边角，用他熟悉的、来自东方的汉字标注着一些草药的异名和效用备注，这是他最私密的珍藏）。
有时，他也会被请去为某位生病的中级教士或宫廷仆役诊治，这让他得以接触到一些宫廷内部的零星信息，感受到那平静表面下的微妙流动——关于皇帝健康日益不佳的担忧，关于几位王子之间日益明显的龃龉，关于各方势力对帝国未来的暗自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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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雾还缠绕着亚琛城的塔尖时，保罗已经穿过圣玛丽教堂后那片菜园。他手里提着装有新鲜薄荷和鼠尾草的小藤篮——这是今天要给城南发热的磨坊主女儿准备的。亚麻长袍的下摆沾了露水，在石板路上留下深色的痕迹。
“神父先生！”街角面包房的老玛丽娅推开木窗，她缺了门牙的笑容在晨光里显得格外热情，“愿主保佑您——我家小汉斯能跑能跳了，多亏了您给的药草汤！”
保罗停下脚步，微微颔首：“是主的恩典让草药生效。记得让他再多喝两天温水。”
“一定一定！”老玛丽娅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又从窗台抓了块黑麦面包硬塞过来，“您总是不收钱……”
保罗无奈接过。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从三年前那场大瘟疫开始，当他坚持用煮沸的亚麻布包扎伤口、用热水清洗病人用具、劝说人们将病死者的衣物烧毁时，周围的目光从怀疑逐渐变成了感激。现在整座亚琛城都知道，圣玛丽教堂后住着一位“用奇怪方法治病却真的有效”的神父。
他并不喜欢这个称呼。
转过两个街口，鱼市已经开张。腥气混着湿木头的味道扑面而来，几个渔夫看到他，纷纷摘下毛毡帽致意。
“保罗神父，今天有新鲜的鳟鱼——”
“愿主保佑您，神父。”
保罗——地点头回应。他知道这些人当中有几个曾在瘟疫最严重时，亲眼看着他用铜锅煮开所有绷带，然后他们的家人活了下来。这些事情口耳相传，渐渐变成了“圣徒保罗用神圣的火焰净化了死亡的阴影”这类他听了会皱眉头的说法。
真正的圣徒应该像圣彼得、圣保罗那样，能行神迹，能直面殉道。而他只是记得一些来自东方羊皮卷上的知识，记得杨亮曾一边翻着那本奇怪的手抄本一边说：“大部分所谓的瘟疫，都是通过污物、虫鼠和病患接触传播的——所以隔离、煮沸、清洁，比任何祈祷都实际。”
当时他觉得这是异端邪说。直到瘟疫真正降临，直到他按照那些方法尝试，而效果真实可见。
“神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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