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沉默良久，忽然抬头，眼中泪光闪烁如星：“可我不想活，我想跟兄弟们一起死！”
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远处传来日军坦克引擎的轰鸣，近得让人耳膜发麻，仿佛地狱之门正在缓缓开启。孙连仲没再说话，只是把那袋大洋放在地上，然后脱下军装外套，露出里面的白衬衫——那是他唯一一件干净的衣服，也是他母亲亲手缝制的。
“我孙连仲，今日以身作则！”他说，“谁敢退一步，我就砍掉他的手！谁敢逃命，我就亲手把他埋进土里！”
人群寂静无声，只有风吹动残旗的声音，像一声叹息。
一个瘦小的士兵站了出来，他是炊事班的，脸被熏黑，眼睛却亮得惊人，像两颗燃烧的炭火。“长官，我不怕死，但我怕死得不值。”
孙连仲看着他，点头：“你说得好。那就用命换命，用血洗血。”
于是，这支由伤兵、炊事员、文书甚至临时征召的老百姓组成的敢死队，在黄昏时分冲向台儿庄。他们没有整齐的队列，只有怒吼与脚步声混杂在一起，如同大地深处传来的雷鸣。有人手中握着大刀，有人拎着铁锹，还有人赤手空拳，只靠一股信念往前冲。
赵小川曾说过：“不怕死的人，才有资格谈尊严。”
此刻，这群人正用自己的身体诠释这句话。
就在即将抵达庄口时，一名日军狙击手发现了他们。子弹呼啸而来，击中一名战士的肩膀，那人踉跄几步，倒在地上，却没有喊疼，而是咬紧牙关爬起来继续跑。
“别停下！”另一个战士嘶吼，“死了也要踩着敌人脑袋过去！”
那一瞬间，所有人都听到了彼此的心跳，也听到了敌人的枪声——那是死亡的节奏，也是生命的鼓点。
终于，他们冲进了台儿庄。
街道上横七竖八躺着尸体，有的睁着眼，有的闭着眼，但无一例外都保持着战斗的姿态。一位老班长躺在一堆瓦砾中，怀里抱着一本日记，翻开一页，上面写着：“今天，我死了，但我记得我的名字。”
有个孩子模样的士兵蹲下来，翻看那本日记，眼泪滴在纸页上，晕开了墨迹。
“大哥，你叫什么？”他问。
没人回答，因为那个班长已经永远闭上了眼。
这时，孙连仲走进来，看见这一幕，脚步一顿。他蹲下身，轻声说：“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抬起头，眼里满是倔强：“我叫王铁柱。”
孙连仲笑了，眼角泛红：“好名字，铁打的骨头，柱子一样的脊梁。”
他起身，环顾四周，声音低沉却有力：“兄弟们，这不是终点，这是起点。我们不是为了钱来的，是为了让后来人知道，中国人从未低头！”
话音刚落，一阵剧烈爆炸袭来，地面震动，尘土飞扬。
一个年轻士兵扑倒在地，胸口插着一块弹片，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襟。他艰难地抬起手，指向远方：“长官……那边……有鬼子……”
孙连仲冲过去，一把抱起他，贴耳倾听心跳。
“听着，小子，你活着，就说明我们赢了。”
“不……我没赢……我只是……不想输。”
说完，他的手无力垂下，眼睛慢慢闭上，嘴角却挂着一丝笑。
孙连仲抱着他，一步一步走向战场中心。
夕阳西下，血色漫天，映得整个台儿庄如同熔炉。
1938年4月4日，阳光刺眼，却照不进台儿庄的暗影。
广播里传出日军电台的声音，带着金属般的冷硬笑意：“台儿庄已完全占领！”
那声音像一根针，扎进每一个守军的耳膜，也扎进了池峰城的心脏。
他站在浮桥边，手握电报，指节发白。
风从运河吹来，带着水腥味和血腥气——那是昨天夜里战死者的血混着雨水的味道。
他没说话，只是缓缓抬起右手，朝空中一挥。
“炸桥。”他说得轻，却如雷贯耳。
浮桥上的士兵愣住，有人跪下哭喊：“长官！这是咱们唯一的退路啊！”
池峰城低头看他，眼神像刀子一样锋利：“不是退路，是命门。现在，我们只剩一条路——往前冲。”
那一刻，所有人听见了自己的心跳，也听见了敌人的炮声。
他们没有恐惧，只有愤怒，像一头头被逼到悬崖边的野兽，眼中燃起最后的火光。
孙连仲接到电报时正在擦拭枪管，铜锈在他指尖留下一道红痕。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电报折成方块，放进胸口口袋——那里贴着他母亲临终前缝的一枚布扣，上面绣着“忠”字。
“李长官，”他对着电话低声说，“我明白了。这不是命令，是托付。”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李宗仁的声音沙哑如砂纸摩擦：“你去吧，带着兄弟们，把命换回来。”
他挂断电话，转身走向前线。
路上，一个满脸焦黑的小兵拦住他，手里攥着半截烧焦的家书：“长官……我爹娘都在老家等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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