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沉默良久,忽然抬头,眼中泪光闪烁如星:“可我不想活,我想跟兄弟们一起死!”
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远处传来日军坦克引擎的轰鸣,近得让人耳膜发麻,仿佛地狱之门正在缓缓开启。孙连仲没再说话,只是把那袋大洋放在地上,然后脱下军装外套,露出里面的白衬衫——那是他唯一一件干净的衣服,也是他母亲亲手缝制的。
“我孙连仲,今日以身作则!”他说,“谁敢退一步,我就砍掉他的手!谁敢逃命,我就亲手把他埋进土里!”
人群寂静无声,只有风吹动残旗的声音,像一声叹息。
一个瘦小的士兵站了出来,他是炊事班的,脸被熏黑,眼睛却亮得惊人,像两颗燃烧的炭火。“长官,我不怕死,但我怕死得不值。”
孙连仲看着他,点头:“你说得好。那就用命换命,用血洗血。”
于是,这支由伤兵、炊事员、文书甚至临时征召的老百姓组成的敢死队,在黄昏时分冲向台儿庄。他们没有整齐的队列,只有怒吼与脚步声混杂在一起,如同大地深处传来的雷鸣。有人手中握着大刀,有人拎着铁锹,还有人赤手空拳,只靠一股信念往前冲。
赵小川曾说过:“不怕死的人,才有资格谈尊严。”
此刻,这群人正用自己的身体诠释这句话。
就在即将抵达庄口时,一名日军狙击手发现了他们。子弹呼啸而来,击中一名战士的肩膀,那人踉跄几步,倒在地上,却没有喊疼,而是咬紧牙关爬起来继续跑。
“别停下!”另一个战士嘶吼,“死了也要踩着敌人脑袋过去!”
那一瞬间,所有人都听到了彼此的心跳,也听到了敌人的枪声——那是死亡的节奏,也是生命的鼓点。
终于,他们冲进了台儿庄。
街道上横七竖八躺着尸体,有的睁着眼,有的闭着眼,但无一例外都保持着战斗的姿态。一位老班长躺在一堆瓦砾中,怀里抱着一本日记,翻开一页,上面写着:“今天,我死了,但我记得我的名字。”
有个孩子模样的士兵蹲下来,翻看那本日记,眼泪滴在纸页上,晕开了墨迹。
“大哥,你叫什么?”他问。
没人回答,因为那个班长已经永远闭上了眼。
这时,孙连仲走进来,看见这一幕,脚步一顿。他蹲下身,轻声说:“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抬起头,眼里满是倔强:“我叫王铁柱。”
孙连仲笑了,眼角泛红:“好名字,铁打的骨头,柱子一样的脊梁。”
他起身,环顾四周,声音低沉却有力:“兄弟们,这不是终点,这是起点。我们不是为了钱来的,是为了让后来人知道,中国人从未低头!”
话音刚落,一阵剧烈爆炸袭来,地面震动,尘土飞扬。
一个年轻士兵扑倒在地,胸口插着一块弹片,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襟。他艰难地抬起手,指向远方:“长官……那边……有鬼子……”
孙连仲冲过去,一把抱起他,贴耳倾听心跳。
“听着,小子,你活着,就说明我们赢了。”
“不……我没赢……我只是……不想输。”
说完,他的手无力垂下,眼睛慢慢闭上,嘴角却挂着一丝笑。
孙连仲抱着他,一步一步走向战场中心。
夕阳西下,血色漫天,映得整个台儿庄如同熔炉。
1938年4月4日,阳光刺眼,却照不进台儿庄的暗影。
广播里传出日军电台的声音,带着金属般的冷硬笑意:“台儿庄已完全占领!”
那声音像一根针,扎进每一个守军的耳膜,也扎进了池峰城的心脏。
他站在浮桥边,手握电报,指节发白。
风从运河吹来,带着水腥味和血腥气——那是昨天夜里战死者的血混着雨水的味道。
他没说话,只是缓缓抬起右手,朝空中一挥。
“炸桥。”他说得轻,却如雷贯耳。
浮桥上的士兵愣住,有人跪下哭喊:“长官!这是咱们唯一的退路啊!”
池峰城低头看他,眼神像刀子一样锋利:“不是退路,是命门。现在,我们只剩一条路——往前冲。”
那一刻,所有人听见了自己的心跳,也听见了敌人的炮声。
他们没有恐惧,只有愤怒,像一头头被逼到悬崖边的野兽,眼中燃起最后的火光。
孙连仲接到电报时正在擦拭枪管,铜锈在他指尖留下一道红痕。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电报折成方块,放进胸口口袋——那里贴着他母亲临终前缝的一枚布扣,上面绣着“忠”字。
“李长官,”他对着电话低声说,“我明白了。这不是命令,是托付。”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李宗仁的声音沙哑如砂纸摩擦:“你去吧,带着兄弟们,把命换回来。”
他挂断电话,转身走向前线。
路上,一个满脸焦黑的小兵拦住他,手里攥着半截烧焦的家书:“长官……我爹娘都在老家等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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