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山东地界推行土地改革，便如同在荆棘丛中开路。而最粗壮、最挡路的三根荆棘，并非寻常豪强，而是三位与崇祯皇帝血脉相连的亲王：济南府的德王、兖州府的鲁王，以及青州府的衡王。他们如同三座大山，盘踞在山东最肥沃的土地上。
然而，局势已然大变。
青州的衡王，那个以庸碌吝啬着称的王爷，已被任风遥一番“陈明利害”与“利益共享”的组合拳“说服”，此刻正为自己做了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而兴奋不已，爽快交出了名下土地的经营权。
济南的德王则更为省事。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的“己卯之变”中，清军攻破济南，德王朱由枢及其家眷被掳往关外，最终于崇祯十五年病逝。昔日煊赫的德王府烟消云散，留下大片无主的庄园田产，正待新的主人。
唯一的变数在于兖州的鲁王。按原本的历史轨迹，他应在崇祯十五年的“壬午之变”中，于城破之时自杀殉国。但任风遥的横空出世，改变了历史的细微流向，让他活了下来。既然连最吝啬的衡王都已就范，任风遥有信心，让这位本应殉国的鲁王，也接受新的游戏规则。
至此，横亘在土地改革面前最顽固的宗室障碍，已解开死结。剩下的地方豪强，在扳倒了参天巨木的任风遥眼中，不过是些可以随手修剪的细枝柳叶罢了。
第一步的破局已经达成，下一步，便是如何驱动整个山东的行政机器，为改革所用。
可能有些看官不了解，既然山东巡抚都同意了，还有啥难的？其实，在明代，行政体系的运转也是责权利分明的。以山东为例，省级权力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三司”分掌，相互制衡：
承宣布政使司（藩司）：掌管一省之民政、财政、户籍。全省有多少田、多少人、能收多少税，这些数据皆在其账册之中。它是钱袋子和档案库。比如任风遥要推行新农业政策（如规划田耕、推广新作物、兴修水利等）需要的钱、粮预算，还有执行，都需要布政使司来筹划和调拨。
提刑按察使司（臬司）：执掌司法与监察，是悬在官员头顶的利剑。
都指挥使司（都司）：统领军事，掌管全山东卫所兵马，是暴力机器。
而凌驾于三司之上的，才是代表中央意志的巡抚。巡抚的角色类似于中央特派员，代表朝廷监督、指导全省工作。
他虽非三司的直属上司，却可以通过一种名为“咨文” 的平行文书提出大政方针，进行指导，并监督执行。这种协商，在权力实践中，虽然是命令，也是需要下面理解的。
任风遥深知，他的宏图伟略必须嵌入这架古老的机器中才能更有效运转：
他的农垦计划需要布政使司的钱粮调拨与政令下达给下属的各州、县、里甲（乡村）。
对付可能的豪强阻挠与官吏贪腐、怠政等，需要按察使司的司法利剑出鞘，清除障碍，确保政令畅通。
兴修大型水利、以兵代夫，则需要都指挥使司的兵力配合与协调——尽管他身为总督山东军务，可直接下令，但获得都指挥使的衷心支持，效率远高于一纸冰冷的命令。
因此，说服衡王，只是启动了土地改革的第一步。接下来，他要做的，是让山东的整个权力系统，都成为他战车上同步转动的齿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
暮色渐沉，山东巡抚衙门的签押房内却灯火通明。
新任布政使司参政赵文琦侧立一旁，主位上，山东巡抚王公弼正与任风遥低声交谈。门帘掀动，又有三人先后步入。
当先一人年过五旬，面容富态，眉眼间带着惯于算计的谨慎，正是山东布政使周世安。他身后跟着一位年近四旬的官员，面容清癯，一双细眼藏在半阖的眼睑下，偶有精光闪过，乃是山东按察使阎梦龙。还一位四十有余，身材魁梧，一身麒麟武官服被撑得紧绷绷的，乃是都指挥使张韬，
“劳抚台、伯爷久候。”周世安拱手笑道，声音圆润。
阎梦龙则只是微微躬身，姿态无可挑剔，语气却透着疏离：“下官来迟，恕罪。”
张韬向王公弼与任风遥作揖行礼，声音洪亮：“恕罪、恕罪！”
任风遥此前与诸人见过，却是不熟，微微颔首：“诸位多礼了。”
至此，除了赵文琦，五位执掌山东军政命脉的大员齐聚一堂。
待众人悉数落座，堂内顷刻肃静。任风遥目光投向王公弼，微一颔首。王公弼会意，也不谦辞，清咳一声，持重开口：
“今日召诸位前来，实为山东大局。战后疮痍未复，流民塞道，春耕在即，若处置失宜，恐生大变。任督师心系社稷，草拟了一份安民垦殖、以固根本的方略，关乎我省长远安定。今日请诸位详议，务求思虑周详，推行有力。”
言毕，他向任风遥略一拱手，将场面交予对方。
任风遥也不多言，径直起身，立于那幅巨大的山东舆图之前，目光如炬，扫视全场，开门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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