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风遥的蓝图里，他清楚知道，以眼下明末时局与自己手中筹码，远未到掀桌重来的时候。若一上来就照搬新中国的土改模式，必然招致既得利益者的疯狂反扑，山东只怕转眼就会像中原那样，陷入更深的战火，民生凋敝，万劫不复。
所以这一步的土地改革，只动“使用权”，不碰“所有权”。
在土地名义归属不变的前提下，他要想方设法拿到绝大部分土地的经营与支配权，更要把藩王也绑上自己的利益战车。第一步，就是清理那些被豪强乱兵占据的无主荒地，或是藩王勋戚在战乱中逃亡、绝嗣后留下的抛荒之地。把这些地直接收作“军屯”或“官田”，组织流民和士兵开展“集体农垦”。这一手，法理上站得住脚，既能快速恢复生产，又能安置流民，还不至于立刻引爆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抗。
至于藩王贵族非法占有的土地，则先策略性地纳入“集体农庄”或“军屯”，利用起来规模化经营。既安置流民灾户，也逐步扩大税基，更在默默积累试点经验。一切只为等风来、等时变——待到时机成熟，再定乾坤。所有这些动作，都围绕一个核心：争取时间、积蓄实力、摸索经验、打造样板。
至于以工代赈，宋代其实已有先例。但在明末，这往往只是临时赈灾的权宜之计，属于过渡性救急，从未被提升到国策的高度。而任风遥要做的，就是把“救急”变成“发展”——以经济为杠杆，撬动市场需求，创造就业岗位，把临时手段转型为长期政策。
这不只是一场农业变革，更是一次社会治理的实验。他要靠这个成功的模板，让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理解到：建设，永远比破坏更能推动社会进步。
凭借来自现代社会的认知，任风遥最根本的超越，在于组织形态与终极目标。无论是张居正的改革，还是明末所有的内部调适，本质上都是在旧体系上修修补补；而他的“农垦”“农庄”，却是在构建一个全新的、脱离传统官僚与乡绅体系的社会组织。他要将流民转化为“产业工人”与“农业工人”——这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结构革命。
拟成立的“山东联合工业公司”，也遵循同样逻辑：统一管理钢铁、水泥、军工等产业，实行规模化生产。把明代官办的军器局、织造局转制成“企业”，哪怕是“国企”或“央企”，引入公司制管理，将国家需求与民间就业紧密结合。
同理，将来，还要一步步推动“公路建设局”、“交通管理局”、乃至“铁道局”、“兵器局”、“水业局”、“林业局”等一系列机构的设立与发展。
等到各类市场需求都被激发出来，“996”工作制一旦推出……别说造反，怕是连在家“造人”都没时间了吧？想到这里，任风遥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出来——谁说“996”是资本家的发明的？明明是我任风遥首推的好吧！
唉！他略带悲哀地发现，自己仿佛正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哪里还像个人民战士的样子嘛？！
————
山东巡抚衙门的那场深夜会议，让任风遥看清了两件事：
第一，阻力一定会出现。
第二，支持者，必然更多！
对敌人，他从不手软。既然不熟《大明律》，那就让熟的人来——他当即请来官场“字典”赵文琦，借着崇祯赋予的“便宜行事”之权，字斟句酌，草拟出一份杀气凛然的土地改革纲领——
《钦差总督山东军务任示清丈田亩八杀令》
夫社稷之基在农，农之所本在田。然山东罹乱，田册淆混，豪右隐占，黔首失所。本督奉敕“专征专伐，便宜行事”，非独为御外虏，亦为肃清内政、再造民生。今行清丈，旨在均平赋役，复苏地方。凡有阻挠新政、顽抗清丈者，无论官绅军民，皆以乱法祸国、动摇社稷论，依本督军法，立斩不赦！
兹颁八杀令，布告咸知：
一、抗阻清丈，聚众闹事者，杀！
?—依《大明律·户律》“欺隐田粮”条，并“谋叛”情节，以军前抗令论处。
二、隐占田亩，诡寄飞洒，查实逾百亩者，杀！
?—依《大明律·户律》“欺隐田粮”条，田产入官，主犯枭首。
三、蛊惑人心，散布流言，谤毁国策者，杀！
?—依《大明律·刑律》“造妖书妖言”条，乱民之心如乱军之志，罪同谋逆。
四、毁伤丈田官吏、弓手者，杀！
?—依《大明律·刑律》“杀害官吏”及“拒捕”条，罪加三等，以儆效尤——任风遥都忘了，自己就这么干过！
五、贿赂胥吏，里外串通，舞弊营私者，吏民同杀！
?—依《大明律·刑律》“官吏受财”条，计赃从重，行贿受贿皆斩。
六、焚毁田契账册，藏匿证据者，杀！
?—依《大明律·户律》“弃毁官文书”及“欺隐田粮”条，意图永久隐占，罪加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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