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苏念棠背着简朴的行囊,与省内其他高校的十几名大学生一道,踏上了前往社会实践第一站——省东南部丘陵地带青山公社的旧客车。这里以层层梯田与初兴的茶叶加工小厂闻名,与她家乡的平原风貌截然不同,车窗外起伏的绿意里,藏着她从未见过的乡村图景。
客车摇摇晃晃驶入山区,平坦田野渐渐被叠翠的丘陵取代,梯田像凝固的绿浪,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空气中飘着湿润的草木香,不同于家乡干燥的泥土气息,苏念棠扒着车窗张望,心里既有踏入未知的忐忑,更有肩负调研任务的雀跃——这是她第一次跳出红星大队,以更广阔的视角观察乡村。
他们的目的地是青山公社下辖的跃进大队。接待众人的是大队支书田支书,一位皮肤黝黑、笑容憨厚的中年汉子,嗓门洪亮得能穿透院子:“欢迎大学生来咱这儿!条件是苦了点,但乡亲们实在!你们多看看、多听听,有好主意尽管提!”简单几句话,便勾勒出这个大队的质朴底色。田支书介绍,这里人多地少,主种水稻、玉米,兼种茶叶,近两年试着搞了茶园管理与粗加工,算是“多种经营”的试点。
学生们被安排住在队部腾出的空房里,打地铺分男女住宿;吃饭则轮流去社员家搭伙,按规定交粮票与钱。生活条件虽简陋,可没人抱怨——大家都清楚,这不是旅游,是真正沉下心的“蹲点”调研。
苏念棠很快发现,跃进大队与红星大队有着鲜明差异:土地零散分布在丘陵间,机械化几乎是奢望,多数农活仍靠人力与畜力;但另一方面,这里的社员对“搞副业”更熟稔,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种着蔬菜、养着鸡鸭,几户有编织竹器手艺的,还会偷偷拿到集市换零钱。大队的茶叶加工厂虽只有几间土房、几口炒锅,却实实在在给集体添了收入,也让部分闲散劳动力有了事做。
她被分到“科教兴农与劳动力转移”小组,白天跟着队员扎进田间地头,看社员们在有限土地上精耕细作,听老茶农讲种茶炒茶的酸甜苦辣;又去茶叶厂蹲守,看老师傅们凭手感控制火候,将鲜叶炒成干茶。晚上则和小组围坐煤油灯前,整理笔记、讨论发现的问题。
苏念棠话不多,却总把细节记在本子上:这里的夜校名存实亡,农忙时社员忙着种地,农闲时要么外出打短工(政策尚不明确),要么在家做手工,对识字扫盲兴趣寥寥;可一旦聊起能增收的技术——比如茶叶防病虫害、提高炒制品质,他们的眼睛立刻亮起来,追问不停。“要是有人教咋让茶树少生病、多发芽就好了!”一位老茶农的叹息,让苏念棠记在了心里。
这些见闻,让她忍不住频频想起红星大队的经验。红星大队土地平整,适合推农机,维修点的出现是顺势而为;而这里山多地少,农机派不上用场,经济作物与手工副业才是优势,社员对增收技术的需求更直接、更迫切。她忽然明白,夜校的形式或许需要变,但“需求导向、实用为本”的原则是相通的——在这里,“技术夜校”不必拘于课堂,改成田间地头的现场指导,或是针对茶叶加工的短期培训班,或许更管用。她又想起自己报告里写的“社区学习”,在这里,学习的“社区”或许就是一个个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作坊。
夜里,煤油灯的光晕里,苏念棠铺开信纸,给陆劲洲写了来到这里的第一封长信。她没提生活的艰苦,只捡着风土人情与思考说:“这里的田地像台阶,看着辛苦却藏着智慧。他们种茶炒茶有老法子,可年轻人觉得难学。我在想,咱们夜校讲农机维修的思路,在这里或许不适用,但‘缺啥教啥、咋有用咋教’是一样的。要是把老茶农的经验总结出来,配上简单的道理——比如为啥这个季节要剪枝,是不是更容易传下去?”
她还写了茶叶厂的困惑:“他们的小茶厂能挣点钱,可只做粗加工,利润薄。要是能提高炒制技术,或是不只靠供销社卖茶,会不会更好?这又绕到你常说的‘集体副业’管理和找销路的问题了……”
信写得像一场跨越山水的“讨论”,写完贴上邮票时,她仿佛能看见陆劲洲在红星大队的灯下读信、蹙眉思考的样子。陌生的田野里,这封信成了连接她与熟悉世界的线,让她心里踏实了不少。
几天后,调研小组接到新任务:协助大队整理一份茶叶种植加工的现状、问题及建议材料,供公社参考。小组分工时,苏念棠因细心且文字好,负责起草加工与销售部分。她再次扎进茶叶厂,找老师傅聊炒制细节,翻会计的简易账本,很快摸清了关键问题:茶叶质量不稳定,是因为炒制全凭经验,没有统一标准;销售则完全靠公社供销社统购统销,价格固定,没有议价空间。
起草材料时,她谨慎地提了两点建议:一是请县里的技术员下来,帮忙总结、规范炒制流程,形成简单的操作要点;二是在完成统购任务后,试着以大队名义,把少量优质茶叶直接送到县里或地区土产公司试销,看看市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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