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雷霆”与“暗流”，以奏报、题本、密信、私函等多种形式，源源不断地涌入这座南都的权力中枢。文华殿内，气氛比往日更加凝滞。争论并非在正式朝会，而是在监国朱常沅召集的重臣小范围内进行，这反而让空气更加紧绷。支持者赞章旷“刚毅果决，实心任事”，反对者则攻讦其“手段酷烈，不恤下情，有激变地方之虞”。风暴的中心，无疑是端坐于主位的监国朱常沅，以及那位身着从一品服饰、神色看似恭谨却难掩灰败的焦链——他挂着兵部尚书的荣衔，实则被削去实权，调回南京“协理戎政”，明眼人都知是明升暗贬。此刻，他眼观鼻，鼻观心，但微蹙的眉头和偶尔捻动的手指，显出其内心远非表面平静。
争论的焦点，正是都察院浙江巡按御史陈潜夫弹劾浙江总兵方国安跋扈不法、虚兵冒饷、侵吞屯田、私设税卡、纵兵虐民、阻挠新政等十大罪状的题本，以及几乎同时送达的、由多位浙江籍及在浙有产业的官员、致仕乡宦联名上奏，痛斥总督章旷“莅任以来，不察民情，不恤旧例，任用酷吏，罗织罪名，擅杀卫所指挥，锁拿士绅，纵兵恫吓，致使浙省怨声载道，士林寒心，恐将激成大变”的奏疏。
“监国！”一位年约六旬、身着孔雀补子（正三品）的官员出列，乃是礼部左侍郎顾锡畴。他面色凝重，声音沉稳有力：“方国安等将，久镇地方，纵有跋扈，亦当徐徐劝导，示以朝廷恩威。章旷受命整饬，自当以稳为先。然其下车伊始，即用重典，擅杀指挥，锁拿缙绅，风声鹤唳。此非但恐寒将士之心，亦使地方士绅惶惧不安。浙江乃财赋重地，文物之邦，若因操切而生变，动摇根本，悔之何及？臣恳请监国，下旨申饬章旷，令其务以宽和，并另遣重臣前往安抚，以定人心。”
顾锡畴素有清望，他一开口，立时得到不少官员，尤其是出身江南或与浙省关系密切者的附和。
“顾公所言极是！方总镇纵有不是，亦当由朝廷明正典刑，岂容章旷擅专？此风断不可长！”
“清丈田亩，国之大政，自当推行，然需以理服人，岂能动辄锁拿士绅，形同抄没？长此以往，谁还愿为朝廷效力？”
“听闻章旷在浙，所遣‘使团’如狼似虎，地方惊扰，百姓不安。若真激起民变，如何收拾？”
“焦公（焦链）在浙数年，地方相安，虽有不足，然大局尚稳。章旷如此急进，恐反生祸乱！”
质疑、攻击的声音汇集起来，目标直指章旷，也隐隐指向了推动新政的监国朱常沅。
朱常沅面色平静，目光扫过在场诸臣。兵部尚书万元吉、户部尚书严起恒等支持改革者，面露愤然，蓄势待发。而焦链依旧沉默，仿佛置身事外，但朱常沅能感觉到，那些为“大局尚稳”辩护的言论，未尝不是对他过去政策的肯定，是对他决定的隐晦质疑。
兵部尚书万元吉终于出列。他锐意进取，是章旷在朝中的坚定支持者。他先向监国行礼，然后转向顾锡畴等人，声音清晰而坚定：
“监国，诸位！浙江之弊，非一日之寒，亦非虚言。吏治疲玩，军纪荡然，将弁骄横，豪右兼并，以致国赋日蹙，兵备不修，此乃陈潜夫御史密奏、乃至朝廷有目共睹之事实！监国明见，调焦尚书回京，擢章旷总督浙省，正是欲以猛药，去此沉疴！”
他言辞渐厉：“章旷所为，核查兵额，清丈田亩，严惩贪墨，皆是遵监国‘厉行整顿、赐敕行事’之明令！何来‘擅杀’、‘擅专’？杭州前卫指挥使刘大勇，虚兵过半，侵吞屯田，纵兵虐民，证据确凿，按律当斩！章旷杀一儆百，正是为申国法，肃军纪！何错之有？至于所谓锁拿士绅，据臣所知，乃是余姚豪绅谢道清之流，隐占田产，行贿抗法，煽动乡民围攻朝廷使团！此乃公然对抗国策！若不惩处，国法何在？新政何以推行？！”
他目光炯炯，扫视众人：“方国安，坐拥重兵，虚额冒饷，侵夺屯田，私设税卡，纵兵为害，更抗命阻挠核查，跋扈之态，奏报凿凿！此等蠹国害民之将，若不严惩，何以整军？何以固圉？章旷所为，正是为国除奸，为监国分忧！诸公不察其忠，反咎其暴，岂非是非颠倒？”
“至于‘激变’之说，更属无稽！”万元吉提高声调，“清丈田亩，均平赋役，乃纾解民困、充实国库之德政！所损者，不过不法将弁、豪右之私利！彼等为保私利，煽动对抗，正乃国之大蠹！章旷施以雷霆，正是为扫清障碍，使德政惠及于民！若因其反抗便畏缩不前，则新政寸步难行，国事何以振作？此乃姑息养奸，绝非忠君谋国之言！”
万元吉的慷慨陈词，有理有据，顿时压下了不少反对声音。严起恒等人也纷纷出言支持，强调清丈对国用的重要性，指陈浙江积弊之深。
朝堂之上，争论再起。保守派以“维稳”、“抚绥”为要，攻讦章旷激进；改革派以“国法”、“大义”为据，力挺其作为。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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