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文化馆的档案馆藏在老楼的地下室。阿公用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打开厚重的铁门时，一股混合着霉味、纸张味和岁月尘埃的气息扑面而来。日光灯管闪了几下才亮起，昏黄的光线下，是一排排顶到天花板的铁架子，上面堆满了纸箱、档案袋和捆扎的卷宗。
“七几年到八几年的东西，大概在这一片。”阿公指指最里侧的几个架子，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室里荡起回声，“那时候我还没退休，经常下来找材料。清姨……如果她真在这里工作过，应该能找到记录。”
张佳乐抬头看着那些架子。纸箱上用毛笔或钢笔写着年份，字迹已经褪色：1976、1977、1978……时间在这里被压缩、封存，等待着某一天被重新打开。
她们从1978年开始找起。阿公说，那是最有可能的年份——清姨在信中提过接抄写的活计，而1978年前后，文化馆正好在整理一批地方史料，需要大量抄写员。
架子的灰尘很厚，轻轻一碰就扬起细小的颗粒，在灯光下像时光的碎屑。林冰戴上口罩，小心地搬下第一个纸箱。箱盖上用胶带封着，胶带已经发脆，一碰就断。打开箱子，里面是一沓沓用细绳捆扎的文件，纸张泛黄，边缘卷曲。
三人分工：阿公凭记忆寻找可能的线索，张佳乐负责翻阅文本内容，林冰则用手机拍摄可能相关的页面。地下室很安静，只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偶尔的咳嗽声，以及远处管道里隐约的水流声。
第一个箱子没有收获。里面是会议记录、工作总结、活动简报，字迹工整但冰冷，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公文风格。第二个箱子是文艺汇演的材料，节目单、歌词、简单的曲谱。林冰仔细看了每一份曲谱，没有找到明慧的名字或风格。
第三个箱子最重。阿公搬下来时有些吃力，张佳乐连忙上前帮忙。箱盖打开，里面是厚厚的手抄本——确实是手抄的，不是印刷品。每一本都用牛皮纸做封面，用棉线装订，封面上写着“地方戏曲唱本抄录”“民间故事收集”“民歌整理”等字样。
“就是这些了。”阿公喘了口气，“那时候请了不少人来抄，都是字写得好的。”
张佳乐拿起一本《民歌整理》，翻开。字迹清秀工整，用的是钢笔，墨水是深蓝色的，有些页面上还有细小的批注。她快速翻阅，寻找可能的线索——某个特殊的标记，某个反复出现的笔迹特征，或者某个熟悉的名字。
翻到一半时，她停了下来。
这一页抄的是一首南方民歌，歌词很简单：“木棉花开红似火，阿妹等哥在渡口。等到日头落下山，等到月亮爬上坡。”但在歌词旁边的空白处，抄写者用极小的字写了一句批注：
“明说此曲过悲，改了几处调。她说等字太重，我说等是常态。”
字迹和清姨信中的一模一样。
“找到了。”张佳乐的声音有些发抖。她轻轻抽出这一页，拿到灯光下仔细看。批注的墨水颜色比正文略浅，像是后来添上去的。字体小而密，但每个笔画都很清晰，能看出书写者的认真。
林冰凑过来看，然后迅速翻找同一抄写者的其他页面。很快，她们在不同的本子里找到了更多批注：
在《地方戏曲唱本抄录》中，批注：“明昨夜谱新曲，以戏文入乐。吾抄唱本，她弹新调，一夜倏忽而过。”
在《民间故事收集》中，批注：“此故事与明幼时所闻类。她说与祖母同榻，夏夜听蝉，祖母言此。今祖母已逝，闻此故事，明泪下。吾握其手，无言。”
在《节气歌谣》中，批注：“雨水篇，明谱曲时窗外恰逢雨。她说雨声是天的琴，吾说抄写声是地的鼓。相视而笑。”
每一处批注都只有一两句话，像日记的碎片，像怕被发现的私语，藏在公务性的抄写工作里，藏在民歌、戏曲、故事的缝隙里。它们不完整，不连贯，但拼凑起来，是一个女人生活与爱情的微小痕迹。
阿公戴上老花镜，一页页仔细看过那些批注，良久才说：“是她。我记得了……那时候确实有个字写得特别好的女同志，安静，不太说话，但交上来的东西总是最工整的。馆长还夸过她，说她的字‘有清气’。”
“她叫什么名字？”林冰问，“档案里应该有记录吧？”
阿公想了想：“我去找找人事登记册。那时候临时请的抄写员也要登记的。”
他在架子里翻找了一阵，搬出一个薄一些的纸箱，里面是装订成册的登记簿。纸张已经发脆，他翻页的动作极其小心。1978年的登记簿，一页页翻过去，临时工作人员名单……
“这里。”阿公的手指停在一行字上。
登记表上用钢笔写着：李清，女，22岁，住址：南街17号阁楼，备注：字迹工整，效率高，推荐人：区文化馆音乐组明慧。
住址栏下，有人用红笔补充了一行小字：“79年3月退。原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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