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滁州郊外土路,5月12日凌晨三点十五分)
摩托车的大灯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乱晃,颠得人屁股都快碎了。小枫在后座上死死抱着苏砚的腰,脸贴在他背上,感觉自己肠子都要颠出来了。
“师父……能不能慢点儿……”他扯着嗓子喊,风把声音吹得稀碎。
“不能!”苏砚头也不回,油门拧到底。这辆偷来的日本军用摩托车性能确实不错,就是减震跟没有似的,过个坑能把人颠飞起来。
另一辆车上,科赫博士的情况更糟。这老教授这辈子估计都没骑过这么快,脸都白了,手死死抓着车把,眼镜在鼻梁上跳舞,随时可能飞出去。
“苏!前面!前面!”科赫突然大喊。
前面路上横着一道木杆——是哨卡!两个伪军正缩在岗亭里打瞌睡,听到摩托车声才迷迷糊糊探出头。
“咋办?”小枫急了。
“冲过去!”苏砚压根没减速。
摩托车像疯牛一样冲过去。伪军慌了,一个赶紧去抬木杆,另一个手忙脚乱去抓枪。但太迟了,摩托车“呼”一声从刚抬起半米的木杆下钻了过去,后座上的小枫差点被刮下来。
“有人闯卡!开枪!”伪军大喊。
“砰!砰!”
子弹打在后面的土路上,扬起一片尘土。苏砚猛打方向,摩托车冲进路边的苞米地。一人多高的苞米杆子“噼里啪啦”打在脸上,生疼。
“科赫博士!跟上!”苏砚回头喊。
科赫那辆车也冲了进来。老教授技术不行,差点翻车,勉强稳住。
两辆车在苞米地里犁出两条歪歪扭扭的沟。后面的枪声渐渐远了,伪军没敢追进来——大半夜的,谁知道地里藏着多少人。
冲出去几百米,回到另一条土路上。苏砚这才减速,停车,大口喘气。
小枫从后座滚下来,一屁股坐地上:“我的妈呀……差点就交代了……”
科赫停下车,手还在抖。他摘了眼镜擦了擦,又戴上,然后突然开始在身上摸来摸去。
“博士,找啥呢?”小枫问。
“我的皮箱……还在不在?”科赫声音都在抖。
小枫看了看车后座:“在呢,捆得结实实的。”
科赫松了口气,打开皮箱检查。里面的瓶瓶罐罐叮当作响,但还好,没碎。
“博士,你那箱子里到底装的啥宝贝?”小枫好奇,“一路上跟命根子似的。”
“化学试剂,笔记,还有……”科赫从箱底摸出个小铁罐,“最后的应急用品。”
“这是啥?”
“自制催泪瓦斯。”科赫小心地放回去,“如果下次再遇到关卡,可以用这个。不过只有两个了,得省着用。”
苏砚看了看地图:“前面是定远县,肯定有鬼子驻军。咱们得绕过去。”
“怎么绕?”小枫苦着脸,“这黑灯瞎火的……”
“走小路。”苏砚收起地图,“我知道一条,以前跟我爸走过。”
(同一时间,延安第二战俘营)
战俘营建在山沟里,三面环山,就一条路进出。说是战俘营,其实就是几排土窑洞,外面围了一圈木栅栏,四个角有岗楼。
吉田浩二缩在窑洞最里面的角落,裹着破棉被。窑洞里睡了二十多个日本战俘,鼾声此起彼伏,但他睡不着。
他今年二十三岁,但看起来像三十多岁——战俘营的生活催人老。1937年他在南京被俘,那时候才十八岁,是个新兵蛋子,啥都不懂。在战俘营待了五年,学了中文,读了八路军的宣传材料,渐渐明白了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他是战俘营里的“积极分子”,帮着八路军做日文翻译,教育新来的战俘。有些顽固分子骂他是“叛徒”,但他不在乎。他见过南京城里堆积如山的尸体,见过被日军烧毁的村庄,他知道自己在做正确的事。
但这两天,他感觉不对劲。
看守们看他的眼神变了。以前虽然也监视,但还算客气。今天下午,两个看守突然把他叫出去,说是“例行问话”,但问的都是些奇怪的问题:最近有没有跟外面联系?有没有人给他捎过东西?
还有,晚饭时候,他听见两个看守在门外小声嘀咕:“……明天一早……上头命令……”
明天一早?什么命令?
浩二心里发毛。他想起了父亲——吉田正一,那个他既恨又怕的男人。父亲是731部队的负责人,是战争罪犯。如果父亲知道儿子在战俘营里变成了反战人士……
他不敢往下想。
悄悄爬起来,摸到窑洞门口。门从外面锁着,但门板有条缝。他凑上去往外看。
院子里静悄悄的,岗楼上的探照灯缓缓扫过。一切看起来正常。
但直觉告诉他,不正常。
“浩二君,你也睡不着?”旁边传来小声的日语。
是同窑洞的山本,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兵,在战俘营里待了三年,也是反战积极分子。
“山本桑,我感觉……要出事。”浩二压低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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