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清明。上海老洋房。
秦文渊出院后第一次回到研究院。老人瘦了很多，但精神不错。他看着墙上更新的亚洲金融地图——泰国位置的红色已经蔓延到马来西亚、印尼。
“你们的判断，正在变成现实。”秦文渊轻声说。
刘易之调出最新的模型运算结果：“根据我们的模拟，如果泰国在六月前向IMF求助，市场信心会短期恢复，但中长期会引发资本外逃。危机传导到香港的时间点……可能在十月前后。”
“正好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个季度。”周明华皱眉，“太巧了。”
“不是巧。”秦文渊摇头，“国际资本在等一个时机——等香港回归的热度过去，等市场注意力转移，然后发动攻击。”
他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的香樟树：“1997年，对中国有两件大事：一是香港回归，这是百年夙愿的实现；二是可能到来的金融危机，这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大考。”
老人转身：“你们知道桥和门的区别吗？”
众人安静。
“香港回归，是开了一扇门——中国真正走向世界的大门。”秦文渊缓缓说，“但门开了，风会进来，雨会进来，好的坏的一起进来。金融危机，就是要过的一座桥——桥下有急流，桥面可能摇晃，但必须过去。”
他看向肖向东：“你们现在做的，就是在桥墩上加固钢筋。加固得越多，过桥时就越稳。”
肖向东深深点头。这个比喻精准地概括了他们这半年的所有工作：芯片研发是技术桥墩，疫苗出海是民生桥墩，香港金融防御是资本桥墩，泰国合作是国际关系桥墩。
桥墩不会浮在水面上被人看见，但它们决定了桥能承载多少重量。
5月，香港。
距离政权交接还有两个月，这座城市已经进入“回归时间”。街道上悬挂着中英双语的庆祝横幅，警察在演练交接仪式的安保路线，电视台每天播放倒计时。
向东国际总部正式挂牌运营。开业仪式很简单，但来了一位特殊嘉宾——程老。
老人是作为“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顾问”的名义来的，但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真实意图：为这家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站台。
剪彩后，程老和肖向东单独在办公室谈话。
“你们最近报送的简报，领导层很重视。”程老开门见山，“特别是关于香港金融防御的建议，已经转到金融工作小组。”
“他们会采纳吗？”
“一部分会。”程老说得很实在，“比如加强外汇监测、准备应急资金。但有些建议——比如限制短期资本流动——涉及金融开放的大方向，争议很大。”
肖向东理解。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冒险，金融开放是冒险中的冒险。
“程老，如果危机真的来了，香港能守住吗？”
程老沉默了很久：“1983年，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的时候，很多人也不看好。但十几年过去了，港元稳住了。为什么？因为背后有中国的决心。”
他看向窗外：“现在也一样。香港回归，不仅是领土回归，更是信心回归。国际资本想测试的，就是这种信心有多坚固。”
5月20日，陈思北带着他的技术材料和那枚螺丝，出现在香港半岛酒店的会议厅里。台下坐着三十多位投资者——有本地富豪，有国际基金代表，也有中资机构负责人。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做路演。
“各位，我不是金融专家，我是工程师。”陈思北开场很直白，“所以我今天不打算讲太多财务数据，就讲三件事。”
他打开第一页PPT，是“长城一号”芯片的显微照片。
“第一，我们做到了什么——中国第一片0.8微米自主芯片，良率从0到41%。用的是一台修复的、十四年前的老设备。”
台下有人交头接耳。
第二页，是0.6微米工艺的改进曲线。“第二，我们正在做什么——三个月，良率提升11个百分点。怎么做到的？十二次小样实验，三百次参数调整，两千个数据点分析。”
他顿了顿：“这就是中国工程师的工作方式：也许没有最先进的设备，但有最坚韧的耐心。”
第三页，是那枚螺丝的高清照片。“第三，我们相信什么——技术是可以传承的。这枚螺丝，是一位八级技工用修复的老机床车的。他叫老谢头，1976年在北大荒教我们技术，现在还在车间里。他今年七十二岁。”
会场安静了。
陈思北拿出那份《技术承诺书》的复印件，让工作人员分发。
“最后我说一句——投资芯片，就是投资一个国家的技术未来。这个未来可能有风险，可能慢，但一定会有。因为像老谢头那样的人还在，像我们这样的团队还在。”
路演结束，没有掌声，但很多投资者留了下来，详细询问技术细节。当天下午，三家基金表达了投资意向。
晚上，陈思北在维多利亚港边给肖向东打电话：“我可能……理解你的战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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