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家祠堂的第三层阁楼终年上锁。钥匙在祖母莫张氏手里，挂在她腰间那串叮当作响的铜钥匙中间，最小最亮的那一把。莫莉记得，小时候她问过那阁楼里有什么。祖母正在纳鞋底，针线穿过千层布，发出噗嗤噗嗤的声音，头也不抬地说：“存着好东西呢，等你出嫁那天就知道了。”
莫莉二十五岁这年春天，要出嫁了。
未婚夫是城里小学的老师，姓陈，戴眼镜，说话慢吞吞的。相亲见过三次，两家吃了顿饭，事情就定下了。陈老师人不错，莫莉觉得“不错”已经是很好的词了。她在一家纺织厂当会计，每天对着数字，觉得人生和账本差不多，收支平衡就好，不求盈余。
婚礼前半个月，母亲带她上阁楼取头纱。
那是莫莉第一次进祠堂三层。楼梯吱呀作响，扬起的灰尘在从木格窗透进来的光柱里跳舞。阁楼很空，只有正中央摆着个红漆木箱，箱子上雕着繁复的鸳鸯和莲花，漆色暗沉，像是凝固的血。
祖母莫张氏已经等在箱前。九十二岁的人，背驼得快弯成直角，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硬币，可眼睛亮得吓人，盯着人看时，像两枚烧透的炭。
“跪下。”祖母说。
莫莉跪下。母亲在她身后半步，也跪下了。
祖母用那把最小的铜钥匙打开箱子。箱盖掀开的瞬间，莫莉闻到一股味道——不是陈腐的霉味，而是某种清冷的、类似初雪融化时的气息，混杂着一丝极淡的、甜得发腻的香气。箱子里铺着暗红色的绸缎，绸缎上，静静躺着一顶头纱。
头纱是西洋式的，不是莫莉想象中的红盖头。它很长，估计能拖地两三米，材质看着像最上等的丝绸，却又比丝绸更轻薄，在昏暗的光线里泛着珍珠般的润泽。最奇特的是，头纱边缘绣着极细密的纹样，不是寻常的鸳鸯牡丹，而是一种莫莉从未见过的、蜿蜒曲折的银色丝线，在光影里时隐时现，像活物在呼吸。
“这是你太祖母戴过的，”祖母的声音在空荡的阁楼里回荡，“后来传给你祖母，传给我，传给你娘，现在传给你。莫家的女儿，出嫁都得戴它。”
母亲在身后轻轻“嗯”了一声，声音有些发颤。莫莉回头看她，发现母亲低着头，手指紧紧攥着衣角，指节都白了。
“戴上它，祖宗保佑，夫妻和睦，多子多福。”祖母伸出枯枝般的手，从头纱边缘捻起一缕，那银色丝线似乎微微一亮，“记住了，从婚礼当天戴上，到洞房结束前，绝不能摘。这是规矩。”
莫莉应了声“是”。心里却想，不就是顶头纱么，规矩真多。
婚礼那天早上，母亲和几个婶婶帮她梳妆。头纱从红木箱里请出来，在晨光下展开。莫莉这才看清它的全貌——确实美得惊人，轻薄如烟，那银色的奇异纹路在光下流转，仿佛有生命在其中游走。可当母亲将它戴在她头上时，莫莉忽然打了个寒颤。
不是头纱冰凉，相反，它异常温润，贴在皮肤上像第二层肌肤。那种冷，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头纱接触头顶的那一小块皮肤钻了进去，顺着脊椎慢慢往下爬。
“怎么了？”母亲问，手有些抖。
“没什么。”莫莉摇摇头，看着镜中的自己。头纱罩下来，她的脸在薄纱后显得有些模糊，像个陌生人。
婚礼很热闹。陈家来了很多人，莫家也来了很多人。鞭炮响得震天，红纸屑落了一地。莫莉蒙着头纱，视线被一层薄纱滤过，看什么都朦朦胧胧。她挽着陈老师——现在该叫丈夫了——的手臂，一步步走过红毯，听着司仪高亢的祝词，心里却异常平静。
平静得有些过头了。
按理说，出嫁是大事，该有欢喜，有忐忑，有不舍。可莫莉什么感觉都没有。就像在厂里核对一份特别长的账目，数字一个接一个过，正确，正确，还是正确，但心里不起半点波澜。她甚至能分心想，中午的席面不知有没有那道她爱吃的八宝鸭。
拜堂时，她跪下，磕头，起身。动作标准得像排练过无数次。透过头纱的缝隙，她看见高堂上坐着的祖母。老太太今天穿了身崭新的绛紫色绸袄，脸上居然有了些红润，眼睛亮得异常，直勾勾盯着她头上的白纱。那眼神，不像在看孙女出嫁，倒像饿极了的人盯着一碗终于熬到火候的肉汤。
礼成，送入洞房。新房里堆满了红彤彤的嫁妆，空气里弥漫着脂粉和糖果的甜腻味。陈老师——陈文远——掀开她的头纱。按照习俗，这时该说些吉利话，该对视，该有些羞涩或喜悦。可莫莉看着眼前这个即将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心里依旧空落落的，像口被淘干净的井。
陈文远似乎也有些不知所措，推了推眼镜，说：“你……累了就先歇会儿，我出去敬酒。”
他出去了，轻轻带上门。莫莉独自坐在铺着大红锦被的床边，抬手摸了摸头上的头纱。母亲嘱咐过，洞房结束前不能摘。她松开手，目光落在梳妆台的镜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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