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资哲神情复杂的看了冯过一眼，叹道：“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过之，吾欲将此文编入国子监程文，可否？”
冯过还能say no不成，国子监程文呢，这是大贤名儒方有的待遇，是要为天下学子传颂的。
他也不会妄自菲薄，这篇文章当得起，因为它的题目叫：“师说”。
这个时空没有“唐宋八大家”一说，那些个大名鼎鼎的姓名和绝大多数名篇并没有悉数出现，包括韩愈以及出自他手的这篇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的论说文。
其时，当着冯过的面，资哲并没多说什么，心中却是震憾不已，这样的文章，何止是发人深省，简直是震耳发聩哪。
之后他第一时间给辛弃疾去信，信中高度赞扬了“师说”，言称此文实属罕见，可为文中典范。
他给出的评价是：说理透辟，气势磅礴，纵横开阖，奇偶交错，巧譬善喻，形成了闳其中而肆其外
的独特风格。真气足以动千载下之人。
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文章概念明晰，论证严密。如文章一开头就断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并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定义了老师的职责。接着从这个定义出发，由“解惑”说到“从师”。经过一番推论，又得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结论。这其间层层衔接，一气贯通，毫无冗余之处，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全文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辛弃疾收信后亦是大为震惊，冯过时文功力他是知晓的，那也仅仅是局限于八股文，这没了格式限制，竟是能如此天马行空。文章不似现今盛行的写作手法，远离了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却新颖入胜，令人耳目一新，蓦然见到了一条崭新的制文之道。
他丝毫不吝溢美之词：“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冯改之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京师，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事实上，《师说》一文经资哲与辛弃疾推荐，便如生了飞翼般传扬开去，定、燕、西宁、云明，甚至连北方蛮夷之地----后金亦在传诵。
此文可谓是文坛一股清流，一面世便引领出新潮流，由此衍生的后续影响让人瞠目结舌，页是始作俑者冯过万万预想不到的。
他不经意说出那句名言后，多少是有些后悔的，心底里却也不愿明珠蒙尘，干脆顺势将这篇文章抄了出来。
原本是无心操作，他却忽略了时下文坛大环境，这样的文章犹如深水炸弹，自然会掀起惊涛骇浪，搅翻了这一坛死水。
时下八股文当道，而八股文实骈俪之支流，对仗之引申。
骈文起源于两汉，“由西汉而渐进至东汉”，极盛于两晋南北朝。这种文体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声律与藻饰。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者，又称四六文，常作为骈文的别名。四六文多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世称骈四俪六。刘勰把骈偶的形成归于自然，他在《文心雕龙·丽辞》说：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八股文从形式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作为一种文体，八股文能使心思入细，理路清晰，并非无长处可言。八股文格律整肃、界划分明，理路分明、文辞繁富，会作八股之人鲜见文理杂乱者。正所谓“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
时人如此评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
然而，为了选拔少数官吏，却诱使大多数读书人为求登科及第，绞尽脑汁，精心研习，竭尽心力，以至模仿盛行避忌甚多，于是陈陈相因，每况愈下，导致知识渐趋贫乏，思想日益僵化。这就无端虚耗了无数士人的光阴与心血。
辛弃疾直斥八股取士“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
“中国文士，专尚制义，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于此者得第，不工于此者即不得第，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乂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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