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理，在陕西大地震一事上，黄潜善至少是知情不报，仅“不察”二字便足够其喝一壶的，但却只是不痛不痒的被暂停了职务，这其的猫腻之处便是其朝中有人。
他是福建人，恰巧内阁首辅蔡京和枢密使蔡卞也是福建人，此即所谓“乡党”也。
《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在官场，以乡谊为纽带竭诚朋党、帮派等，通常被称为乡党，是一种官场常态，是封建政治与乡土观念的具体反映。按照周制，古代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合而称乡党。
而自古以来，朋党以及衍生而来的“朋友圈”文化是中国古代政治中驱之不散的阴霾，各级官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结成朋党、帮伙、派系和集团，为己方谋取个人和集团利益。团体成员之间相互依靠，彼此回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形成了比较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外力难以撼动。
出生于一省一县，视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视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通过婚姻关系结成的家庭团体被称为“姻谊”。
总的来看，通过“年谊”和“姻谊”结成的社会关系虽然很牢靠，却也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相比之下，通过地域同乡结成的社会关系，由于国人向来有家乡情结，对同乡比较信任，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熟人”和乡党关系，非常重视地域与乡党，一地之官同气联枝，一乡之人互为党援，是官场最牢固的“朋友圈”之一。
譬如刘邦时期的丰沛集团，东汉光武帝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南阳、颍川家乡集团，曹魏政权主要依靠跟曹操有地缘关系的沛谯集团，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主要依靠与自己有地缘关系的颍川士族集团，南北朝末期和昌楚时期来自关中地区的关陇政治军事集团，本朝的“蜀洛朔党争”，等等。
在官场上，乡谊往往会被异化，从较为单纯的同乡情谊，上升为以政治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同乡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并由此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一是引荐提拔官员往往只问籍贯，不问学识能力。
二是官商勾结成风，为家乡争取利益，不惜罔顾朝廷利益。
三是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乡谊还会违规干预各种案件审理，影响司法公正性。
诸如此类。
黄潜善非但傍上了蔡京这条大腿，与蔡卞也颇有往来，当得起“长袖善舞”之称。也正是他深谙为官之道，是以虽官职不算太高，在“闽党”中也算得上是有些份量的骨干人物。
也正因如此，大地震事件中，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博弈后，蔡京保下了这位听话的马前卒。沉寂了两年后，其从冷板凳站了起来，被委任为户部右侍郎，并为南京会试房官。
会试同考官也叫房官，多由翰林进士出身的司官、科道担任。
黄潜善这户部右侍郎充任会试房官似乎是“屈就”了，正三品职官哪。主考官杨廷和时任左春坊大学士，正五品？！
奇怪么？官衔更低的反而是会试主官。但却是极合理的。
春坊，隶詹事府。明洪武十五年分春坊为左右，置大学士一员，掌太子上奏请、下启笺及讲读之事，皆审慎而监省之；又有左庶子、左谕德各一员，左中允、左赞善、左司直郎各二员；二十九年又增置左清纪郎、左司谏、左通事舍人。在永乐年间，内阁成员不能兼任九卿，春坊大学士常作为内阁首辅的主官职。后来内阁官职逐步改为殿阁大学士，并可兼六部职务。春坊大学士就不在作为内阁成员的主官或兼职，成为一般官职，但却是翰林编修、检讨升迁之阶。
也就是说，翰林官基本都会充任春坊大学士，继而入内阁成为辅臣。正五品？不可以官衔高低度之矣。
当然，户部右侍郎也是实权职位。六部中吏部为首，户部次之，之后是礼、兵、刑、工六部。内阁大学士往往是兼任六部中某部尚书或者某部侍郎。虽然有内阁辖制，但是原则上，本朝的六部是直接对皇帝负责，乃是大定文官实权职位的最高品级。但在侍郎之上还有左侍郎、尚书，内阁才那么三、四人，排资论辈之下，他这户部右侍郎想入阁那是千难万难，怎么也得熬个十几二十年。
但杨廷和不同，若无意外，他十年之内必入阁，可谓是大步走在百官升迁的最前头。
嗯，他也有大佬撑腰的，内阁三辅苏辙便是。无他，蜀党也，他亦是成都府人。
黄潜善蛰伏二年，韬光养晦，一直筹谋着东山再起，此次便是大好良机——若是举荐出几位高排名的进士，他这房师可不止脸上有光，更是日后的政治资本，可为臂助也。
原本，乡试、会试时有巡绰官负责巡查管理号房，内外帘官不相往来，有公事在内帘门口接洽。但经过百多年的发展变更，内帘官有时也会巡查考官，毕竟每个号舍前都有号军，众目睽睽之下也做不得手脚。至于在试文中通关节，屡禁不止，不提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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