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之所以对外军事无力，除了军事制度的束缚外，经济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打仗就要花钱，如果向豪门富户征取，会造成官僚与地主阶级离心离德，由此导致常氏的统治基础不稳；那只有向本已赤贫的老百姓征收，反过来进一步迫使贫民依附于“巨室”，土地兼并再一次恶化。
简而言之，大定确实繁荣，不过那只是属于地主阶级和文人的专享。
而大定承五代遗制，将乡村主户，按财产多少，划分为五等，一、二、三等户为上户，其中，二、三等户也称中户，四、五等户称下户。
主户分等以家业钱多少划定，既要估算“田亩物力”，又要估算“浮财物力”。
田亩物力也叫实业物力，一般须依土地的肥瘠，而定价值的等差。好田和坏田的家业钱额可以相差好多倍，甚至十多倍，而各地区的田亩物力分多少等，显然也各不相同。
浮财物力的折算，显然比田亩物力更加复杂，也更易流于苛细。“以定户等”和分摊役钱连小农具、小家具和小牲畜等都须折算家业钱，每家业钱一贯纳十文役钱，十贯纳一百文役钱。正是“推排物力之际，弊出百端，升降增减，初无定数。富室输财，必欲销减；乡民执役，互相隐藏。乃若深山穷谷之民，一器用之资，一豚彘之畜，则必籍其直以为物力，至于农氓耕县、水车皆所不免。”估算浮财物力本来就是很麻烦的事，什么物件应当估算或不应当估算，朝廷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很具体、很详尽的规定，只是听凭地主和“执役”的乡胥县吏通同作弊，结果自然是“升降增减，初无定数”，而使贫民下户吃亏。
乡村上户和下户之间，田亩物力固然相差很大，而浮财物力往往相差更大，所以用田亩或家业钱均籴，利害不同。然而在实际上，由于乡村上户，即地主们与官吏狼狈为奸，千方百计，瞒田隐产，而对乡村下户的家业估算，又是穷搜细剔，毫发无遗；故即使按家业钱划分户等，或者摊派役钱、和买均籴等，也不会给乡村下户带来什么便宜。
总而言之，或许朝廷政令的初衷是好的，也想扶贫，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种种原由而导致“大相径庭”，到头来吃亏受苦的唯有底层百姓。后果便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走投无路的百姓被逼走向了那条路——揭竿而起。
事实上，威胜军并不平静，有沿河窜走的水匪，有占山为王的草寇。这些匪寇中自是有凶狠毒辣的亡命之徒，但更多的是辖境内赤贫的百姓。一个人，都要饿死了，总会想方设法找些吃的维系生命。
这一桩桩一件件令宗泽焦头烂额，个中因果关系清楚不过，却棘手的很，难以找到入手点。
冯过固然有怜悯之心，但绝不会自不量力的去“普渡众生”。
其实，大定救荒济灾的体系是历朝历代所未有的，比如“以工代赈”：“流民可归业者，计日并给遣归。无可归者，或赋以闲田，或听隶军籍，或募少壮兴修工役。”
范仲淹在杭州时，两浙地区发生饥荒。他召集各佛寺的首领，对他们说：“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范仲淹又命令官府翻新仓库吏舍，“日役千夫”，通过以工代赈帮助灾民度过了灾荒。这一年两浙地区唯有杭州没有出现流民。欧阳修在知颍州时也有以工代赈之举。史载“岁大饥，公免黄河夫役得全者万余家。又给民工食，大修诸陂，以溉民田，尽赖其利。”
又曰“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以渔”，救灾赈荒最好的方法莫如因势利导、为百姓另谋新出路，继而觅出脱贫攻坚的长久之计。
但当务之急先得解决“官田”一事，否则说不定真因此引发民乱，莫说是宗泽，他冯过也落不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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